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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 | 淞滬會戰再思考:常凱申從未放棄與日本媾和的想法
點擊:  作者:胡新民    來源:《同舟共進》  發布時間:2019-06-23 12:25:19

 

蔣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中國會發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國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在中國占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由此可見,“中國人民之情緒已達沸點,不能抗日之政府,決不能繼續當政。”作為掌握全國政權的國民政府,最好的選擇只能是堅持抗戰。不過,此后蔣介石并沒有放棄過與日本媾和的想法,甚至在英、美、蘇先后卷入二戰,并逐步掌握了戰場主動權以后。“在1943年10月的同一周里,重慶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一邊下賭注,也與南京汪偽政權保持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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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會戰,又稱作“‘八一三’淞滬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歷史上一場震撼中外的重大戰役。會戰歷時三個月,從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其間國民黨軍隊先后投入70萬左右的兵力,日本軍隊亦陸續增兵至30萬左右。盡管淞滬會戰以上海失陷而告結束,但國民黨軍隊在民族大義鼓舞下的頑強戰斗,給了日本軍國主義以一定的打擊,挫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驕橫的侵略氣焰。

 

虹橋機場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

 

1937年8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該聲明稱:

“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施行自衛,抵抗暴力。”“當此華北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國政府以上海為東方重要都會,中外商業及其他各種利益,深當顧及,屢命上海市當局及保安隊加意維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發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軍官兵竟企圖侵入我虹橋軍用飛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發生事故,死中國保安隊守衛機場之衛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當局于事件發生后,立即提議以外交途徑公平解決;而日本者竟派遣大批戰艦、陸軍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并提出種種要求,以圖解除或減少中國自衛力量。日本空軍并在上海、杭州、寧波以及其他蘇浙沿海口岸,任意飛行威脅,其為軍事發動,已無疑義。迨至昨日(十三)日以來,日軍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區發動猛烈進攻,此等行動,與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后向河北運輸大批軍隊,均為日本實施其傳統的侵略政策整個之計劃,實顯而易見者也。”

 

在后來的大部分史書中,提到“‘八一三’淞滬戰役”(下稱“淞滬戰役”),一般都會提到虹橋機場事件;而關于虹橋機場事件的描述,一般都會以該聲明的中的內容為基礎。

 

但據當事人之一,時任上海市公安局浦淞警察所所長的董昆吾回憶,其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日方兩軍人于1937年8月9日下午駕車闖向虹橋機場的大門。哨兵向空中鳴槍示警后,日軍駕車沿機場東面的鐵絲網向北行駛。后都被身著上海保安隊服裝的國民黨部隊獨二旅(一稱該部番號為獨二十旅)士兵擊斃在警戒線內。由于此事件發生在董昆吾轄區內,董昆吾帶領警員在第一時間趕到案發現場。據董昆吾回憶,事件發生后,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即提出將警備司令部中的一名待決死囚調出,將他換上保安隊的服裝,打上綁腿,拉到機場東面的鐵絲網內擊斃,以為對這一事件的交涉有站腳地步。

 

董昆吾在和日方人員交涉時說:

“起初是這輛汽車意圖沖進飛機場大門,不聽守兵攔阻,并先向場內守兵開槍,擊斃我方守兵一名,場內守兵為自衛計才向汽車開槍”等。

 

當晚10時,上海市長俞鴻鈞為此事親赴日本駐滬總領館交涉。俞鴻鈞表示,對虹橋不幸事件殊深遺憾,盼日方力持鎮靜,盡力勿使擴大,循外交途徑以謀圓滿解決。日方同意將該案交由外交途徑解決。第二天,中日雙方就該事件展開調查。俞鴻鈞除派人調查、搜集證據外,還詳電中央報告與日方商談經過。外交部訓令以外交方式解決,避免擴大。日方也派員調查,海軍武官并將肇始經過電海軍省報告,請求善后辦法。同日,日本海軍省與軍令部開聯席會議,協商對策。

 

事件的激化出現在應日方要求的驗尸環節上。據董昆吾回憶,事發當晚日軍軍醫曾在現場驗尸并質疑。1947年5月在國統區出版的《中國抗戰畫史》,收集了抗戰期間的新聞圖片和報道資料。其中有兩副圖片分別顯示了中日雙方人員在夜晚和白天到出事地點調查的情形。其說明文字為: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傍晚,上海日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與水兵齋藤要藏駕汽車經徐家匯至虹橋,欲沖入虹橋機場,擊斃衛兵;布防該處之保安隊乃開槍射擊,將日官兵擊斃,形成所謂虹橋事件。圖為雙方至出事地點調查的情形。”

 

當年的《大公報》記者楊紀采訪過虹橋機場事件,他有這樣的回憶:

“我趕到真如(滬西地名)的法醫研究所時,已經有兩個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和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站在解剖室里。手術臺上躺著一具尸體,背部有兩個小洞,顯然是手槍一類的兵器打的。法醫們每當工作告一段落時,四個日本人不約而同地總是搖搖頭,表示很不相信的樣子。一是死尸手臂上有被繩索捆綁的痕跡;二是此人是被駁殼槍打死的,而兩名日本軍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徑勃朗寧手槍;三是此人蓬頭垢面,指甲過長,不像是軍人……。”

 

關于虹橋機場事件的中方人員替身問題,時任國民黨參戰部隊之一的第九集團軍的作戰科長史說,在其回憶中也有類似董昆吾回憶的內容。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事件發生后,張治中立刻在其蘇州的住所召見獨二旅副旅長楊文瑔,要楊文瑔親自到上海調查事件真相。經楊文瑔10日上午實地調查核實,發現了淞滬警備司令部制造替身,其結果弄巧成拙,反被日本人和其他國家參與調查的人員看出了破綻的事實。楊文瑔認為:此事件的發生有偶然性,屬于突發事件,并非中日兩國蓄意而為之。

 

盡管上述人員回憶所述具體細節有所差異,但這個替身問題的確是激化了雙方對整個事件的處理。日方態度強硬。8月11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季提出無理要求:一、將上海保安隊撤退;二、將上海保安隊已設立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俞鴻鈞表示,中國政府必將此事照外交方式解決,但日方尚在交涉之際大舉增兵上海,是赤裸裸的威脅。

 

除了駐上海的日軍在調配兵力備戰外,東京方面也在籌劃增兵上海。8月11日,日本首相及外、陸、海三相舉行四相會議,決定派兩個師團至上海。日本海軍軍令部首腦會議主張抓住時機,“在近期內再次行使我們的實力”,避免“留下禍根,貽誤將來”。當夜11時55分,日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親王向第三艦隊司令官發出放手行動指示。

 

8月12日,蔣介石以上海虹橋機場事件談判中日方態度強硬,為防日軍在上海發動挑釁行為,積極部署上海軍事。張治中被任命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擔任上海右翼(滬西)防務;張發奎被任命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擔任上海左翼(滬東)防務。張治中在部隊輸送完畢后,曾請示是否可以在8月13日拂曉開始攻擊,但蔣介石復電:

“希等候命令,并須避免小部隊之沖突為要。”

 

對于張治中的這個先發制人意圖受阻一事,許多史家認為錯過了一個的最佳的作戰時機。同一天,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陳介會晤日使館參贊日高,商討虹橋機場事件解決辦法。

 

在當時中國國內抗日情緒十分高漲而日本又急切希望盡快使中國屈服的情況下,中日雙方態度都很堅決。雙方交涉的內容以虹橋機場事件為開端,延伸到對方的備戰舉動,相互激烈指責對方破壞了1932年雙方簽署的《淞滬停戰協定》。因此,不管虹橋機場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但它突然引爆了淞滬戰役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還可以說,以就事論事而言,虹橋機場事件是淞滬戰役(日方稱為“上海戰役”)的導火索;而點燃這個導火索,則可以說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1970年代,臺灣“國防部史政局”(編撰戰史部門)曾派員訪問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收集中日戰爭日方資科,訪問人員見了十多位當年曾在中國作戰的日本高級將領。有訪問員問道:

“請問日軍攻略上海的戰略目的是什麼?”

 

一位叫今本的將軍回答:

“日軍最初并無攻略上海的計劃,由於大山勇夫在上海被殺,惹起雙方沖突,日軍在上海作戰,最初是只保護僑民,不料日軍在上海遭到中國軍猛烈圍攻,日軍才增兵上海,演成上海戰。”

 

改變日軍入侵方向

不是蔣介石的作戰意圖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后,在英、美、法、意等國調停下,1932年5月5日,中日雙方代表在上海英國領事館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根據協定的內容,中國實際上承認日本軍隊可以長期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吳淞、江灣、閘北等地駐兵,建立據點。而中國方面只能由上海保安部隊(2個團)及警察總隊(約1個團)維持秩序。

 

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后,盡管中日雙方在交涉中言辭激烈,但此時雙方并無開戰大打的意圖。

 

先來簡述一下日軍。由于自九一八以來,日軍的侵華受到的阻礙很小。因此“七七”事變后,日方有人認為只要一個月到三個月就可以滅亡中國,而且只要搞定華北即可。1937年8月31日,在淞滬戰役已經進行了半個多月的時候,日本參謀本部向日本華北方面軍下達的《臨參命第88號》命令稱:

“迅速消滅河北省中部的敵人,以達到挫傷敵人的戰斗意志,獲得結束戰局機會的目的。”

 

陸相杉山樂觀地認為,

“這次華北會戰將是結束中日戰爭的一戰。”

 

至于上海,盡管駐上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清中將也提出了“華中作戰,應以必要兵力確保上海和攻占南京”,但日本政府主要致力于華北,未予同意。7月18日,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對7月11日制定的陸海軍《關于華北作戰的協定》作出說明,該說明指出:

“根據情況派遣一部分兵力到青島、上海。本作戰限于保護僑民及奪取飛機場,但力求避免向上海派兵。”

 

因此,直至淞滬戰役開始后,日本還沒有在上海“大打”的意圖。另據《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料長編----大本營陸軍摘譯》記載:淞滬戰役打響后,日方最初僅想以第3、第11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應對,但隨著對中國軍隊決心在上海“大打”的意圖逐漸明了,而被動地向上海增派兵力。這與前面所述的日本的今本將軍的說法是一致的。

 

同時,中方一開始也并沒有大打的意圖。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為了防止日本再次由上海入侵,國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防御日軍攻擊南京的工事,即吳福線,錫澄線和乍嘉線以及以城垣為核心構筑的核心陣地。不過,直至1937年,其修筑質量仍令人堪憂。1937年8月7日,在南京召開的國防會議上,蔣介石指出:

“我們現在對于國防上作戰的準備與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沒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沒。”

 

蔣介石還給出了具體例子:

“官方報告稱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飛機上往下一看,事實是十個里有九個還暴露在外,極易遭到空襲。”“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它事情了。”(拉納.米特:《中國,被遺忘的盟友》新世界出版社 2014 第91頁)。

 

1937年1月的國民黨參謀本部制定的《民國26年(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劃》指出,

“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于開戰之初應先用全力占領上海...阻止敵之上陸...不得已時,逐次后退占領預設陣地。最后須確保乍浦--嘉興--無錫--江陰之線,以鞏衛首都。”

在同年8月7日的國防會議上,決定在華北部署三道防線進行抵抗。軍政部長何應欽作了“七七”事變以來的中央軍事準備報告,在談到彈藥儲備時,稱:

“在長江及黃河以北囤積三分之二,江南囤積三分之一。”

 

順便提一下,8月10日行政院通過了關于《上海各工廠遷移內地工作案》。關于這個工作案的執行,只有一小部分工廠,123家左右進行了遷移。其它大部分工廠,同平、津一樣,均淪入敵手。淞滬戰役開始后的8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的作戰指導方針提出:

“對于侵入淞滬之敵,應迅速將其掃蕩,以確保京滬政治經濟重心。同時對于浙江沿海敵可登陸之地區,迅速構成據點式之陣地,阻止敵人登陸,或乘機殲滅之。”
“該戰區應以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陸取包圍行動之敵,以達成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原則。”
“敵國為牽制我國軍兵力之轉用,及從政略上威脅我國軍根據地起見,將以一部攻我淞滬,窺伺我首都。”

 

在參加淞滬戰役的國民黨軍隊將領的回憶中,還有這么一個內容可資佐證。第九十八師二九四旅長旅長方靖回憶說,他們于1937年8月12日由武漢乘輪船開往南京擔任警衛,13日抵達南京下船后得悉上海發生戰事,于是在14日下午乘火車奔赴上海。在這里首先是奉命警衛南京,到達南京后才改變了目的地。而宋希濂擔任師長的第三十六師,8月13日晚在駐地西安接到的命令是:

“火速開赴上海參戰!”

 

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引發淞滬戰役的虹橋機場事件,是與國民黨軍隊秘密增兵上海和秘密修筑工事分不開的。“七七”事變后,張治中被任命為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制定的作戰預案,擬進行“先發制人”,決定在上海發生戰事時,“先以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爭取“一舉破敵”。張治中于7月30日致電軍委會,要求自行掌握發動進攻的時機。電文稱:

“我在北方作戰,固不宜破壞上海,自損資源。然若敵方有左(下)癥候之一,如:......即可斷定敵必發動無疑。”

 

于是,張治中派正規軍,即獨二旅的部隊,穿著上海保安隊的服裝進駐虹橋機場。此事被日方察覺后,向中方提出抗議,還向中方提出要查看。但日方的要求均被中方拒絕。同時,中方也指出了日方的“敵對行為”,即日方在上海的一系列備戰舉動。因此,關于日軍人員私闖虹橋機場究竟出于何意,就這個具體事情而言,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當然,日軍在中國土地上橫沖直撞,其本身就構成了一種侵犯中國主權的挑釁行為。但也不能忽視當時的歷史背景。

 

通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開始中日雙方都沒有大打的意圖。作為中國,不過是吸取了日本慣于尋找借口搞突然襲擊,進而得寸進尺的教訓,采取了事先防范措施。一旦可以“斷定敵必發動無疑”,即“先發制人”。而日本,一來沒有把上海作為作戰重點,二來認為“七七”事變后,三萬日軍幾天就攻陷了北平天津,在上海只要“再次行使我們的實力”,就肯定可以達到消除“禍根”的目的。

 

自上世紀60年代以后,臺灣史學界開始流行一種說法,認為,蔣介石之所以下了決心在上海開戰,是有戰略目的的。簡言之,就是將主戰場和日軍主力吸引至長江沿岸,防止日軍從華北南下直撲武漢。后來不少大陸學者也多多少少認同了這種說法。這種說法還延伸到大陸的文學藝術界,以至于有些名作家的紀實類作品甚至說大批日軍“稀里糊涂”被引向上海時,“蔣介石眼見日本人中計,止不住暗自竊笑”,云云。

 

這種關于蔣介石有調動日軍入侵方向的作戰意圖(亦稱戰略意圖)的說法,實際上陳誠早在1946年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就曾提到過。至于大陸不少學者認同這種說法,則主要還是依據1987年大陸公布的關于陳誠的回憶史料(就像現在流行的“檔案解密”)。下面是這則史料的有關內容:

1937年8月20日,陳誠向蔣介石建議:

“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鐵路南下直撲武漢,于我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以牽制之。”

蔣立即表示:

“一定打。”

陳說:

“若打,須向上海增兵。”

 

這則蔣介石和陳誠對話的史料來自于《陳誠私人回憶資料》。據刊載此資料的大陸《民國檔案》季刊介紹,該回憶資料是1945年由陳誠本人口述、經其左右記錄整理而成,后保存于國民政府“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內。1948年,“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指派專人從重慶到南京,攜回回憶資料的全稿,摘錄其中部分章節交該會編纂組用于編寫抗日戰史的參考。

 

筆者以為,研究歷史,當事人的口述、回憶,包括事后發表的日記等,固然很有參考價值。但更重要的是要與其它史料相互印證,特別是與發布在同時期的資料印證。事后發布的文字資料,由于個人記憶問題,個人情感問題或者其它問題等等,不一定能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陳誠私人回憶資料》是否能作“鐵證”,非常值得商榷。我們不妨來比較一下《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一書,此書有陳誠在淞滬戰役期間發表的論述。

 

《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是1937年11月14日,即淞滬戰役結束后第二天出版的書籍,由上海戰時生活社編輯兼發行。該書收錄了陳誠,洛浦(張聞天)、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其中有陳誠的三篇關于淞滬戰役的文章。第一篇是陳誠的《持久抗戰應有的認識》,其發表時間是在淞滬戰役進行到兩個月的時候。該文寫道:

“當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初,我們就窺破了倭寇這一次的企圖,很明顯地是在傾其全國可能兵力,運用大炮戰車的威脅,求達速戰速決之手段以遂其一面占我整個華北,一面發動淞滬戰爭,以牽制我軍力,甚至妄想‘威脅我南京’,造成所謂既成事實,使我們屈膝求和,使列強措手不及,而予以默認。”

陳誠同時對戰事進展充滿信心,稱:

“經過兩月的苦斗,敵人已疲于奔命,處處暴露了儒怯的丑態與難堪的破綻。”
“將來戰爭延長半年以上,誰能說敵人國內,不發生政治經濟崩潰,引起內部叛亂,和國際的干涉呢?”

 

通讀陳誠的三篇文章,找不到任何陳誠向蔣介石提出的建議那樣的內容,倒是有陳誠發現日軍的作戰意圖是“牽制我軍力”。這與8月20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的指導方針中的“敵國為牽制我國軍兵力之轉用”也是一致的。

 

在這里必須要指出的是,關于陳誠和蔣介石的那段對話,早在陳誠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就記載過。因為《八年抗戰經過概要》是抗戰勝利后的文件,無論是該文件本身的內容,還是與《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中的陳誠文章的內容對照,都可以發現不少難自圓其說之處。例如戰略意圖,陳誠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一方面說:

“日寇認為侵犯上海,是擊中要害,射人先射馬的絕招,必可使中國早日就范。”

 

另一方面又說中方要“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既然“窺破了倭寇這一次的企圖”,竟然還以“引誘”倭寇以增兵的方式幫助倭寇完成其“企圖”,這叫什么戰略意圖?陳誠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說日本“毀滅了上海,可使中國經濟崩潰。”但在《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中又說日本發動的淞滬戰爭是“自毀其市場與產業。尤其是日本在上海之紗廠,停頓毀滅,更為其對華經濟侵略之致命打擊。”不知這到底是“毀滅”了誰家的經濟?順便再提一句,實際上,是在淞滬戰役結束后的11月22日,日本華中方面軍才向大本營提出,“為了解決中國事變,攻占中國首都南京具有最大價值,”“現在趁敵人處于頹勢,必須攻占南京。”11月24日,在日本御前會議上,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下村定少將介紹陸軍作戰計劃時稱,華中方面軍要“利用上海作戰的成果,不失時機地果斷地向南京追擊。”因此可以說,如果陳誠在寫《八年抗戰經過概要》時能夠知道這些史料,他的論述肯定就會不一樣了。

 

關于蔣介石戰略意圖之說,直到陳誠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面世二十年后,臺灣方面才又有人提起。到了1970年代初,則形成了一個流傳頗廣的新論點,即蔣介石主動引誘日軍改變作戰方向是抗戰初期的“戰略之最大成功”,是“抗戰致勝的決定性戰略作為”。1987年大陸公布了《陳誠私人回憶資料》后,大陸的一些學者也認同了“引誘日軍改變作戰方向”之說。但不知大陸是否有學者認為其作用可以達到決定“抗戰致勝”的程度。這種以歷史事件發生過后的某些回憶性質的文字資料為定論的研究,一般是有先天性弱點的。

 

因此,要還原這個歷史真相,最好還是回到類似《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這樣的同期史料中去。畢竟這些都是當時公布于眾的,原汁原味的。看了這本書中陳誠的三篇文章,再聯系到的淞滬戰役整個過程,同樣可以發現,陳誠在著述中強調的日軍“威脅我南京”和國民黨期待“國際的干涉”這兩大熱點問題,貫穿了淞滬戰役的始終。這倒可以說是體現了蔣介石的主要作戰意圖。

 

關于防范日軍進攻南京,除了前面提到的國民黨的兩個指導作戰文件外,后面還有9月6日制定的第三戰區第二期作戰指導計劃,指出日本“以圖威脅我首都”,因此要“保持經濟中心,鞏固首都”。直至結淞滬戰役束,第三戰區11月16日下達的《第三戰區第三期作戰計劃》(因臺灣當局有時故意篡改檔案,在出版的戰史中改為了11月8日-------筆者注)提出作戰方針是:

“為打破敵由杭州灣方面包圍我軍之企圖,并鞏固首都...壓迫敵人于錢塘江附近而殲滅之。”

 

至于國民黨期待“國際的干涉”方面,自有其歷史原因。因為當時英國在華投資的72%、美國在華資產的64%都集中于上海,國民黨認為在上海開戰必然導致英美出面干預,造成停戰結果。研究這段歷史的西方學者一般也都認為國民黨是懷有這種期望的。例如當今被稱為西方中國抗戰史研究新一代權威的英國教授拉納.米特,在其新著《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下簡稱《盟友》)中認為:

“蔣介石懷著很大的期望,希望通過這場戰爭引起外國勢力重視并贏得支持。在日記中他寫道,他希望‘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參戰’”。

 

作為一個弱國,有這種期待有其正常之處。但問題是對這種期待的過高,又促使了蔣介石在戰役進行期間多次徘徊于戰、和之間,以至于貽誤戰機。特別是在戰役最后階段,直接導致了國民黨軍隊的大潰退。有學者指出,潰退造成的兵員傷亡甚至超過了雙方對陣期間的傷亡。

 

淞滬戰役對抗日兩個戰場的形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日戰爭中中國存在兩個相互關聯的戰場,即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的敵后戰場。中國抗戰之所以能堅持到勝利,在于兩個戰場的相互戰略支撐。盡管“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提法是1943年7月才由共產黨正式提出來的,但這兩個戰場的開始形成與確定下來卻是起始于淞滬戰役。

 

由于當中國是貧弱之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放棄過與日本妥協的打算。就在11月5日日本增兵登陸金山衛的那一天,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蔣介石通知了日本的七項“議和”條件:第一,內蒙古自治,一切體制類似外蒙古;第二,華北非武裝區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華北行政權仍屬中國中央政府,但須委派一個親日的首長;第三,擴大上海的停戰區,由國際警察管制;第四,停止反日;第五,共同防共;第六,降低日本貨物的進口關稅;第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日本的這種條件,在當時的中國,無論什么人當政,都是不可接受的。蔣介石深知這一點。陶德曼在同一天發給德國外交部的電報中,轉達了蔣介石的拒絕,同時透露了蔣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中國會發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國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在中國占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由此可見,“中國人民之情緒已達沸點,不能抗日之政府,決不能繼續當政。”(見《中國抗戰畫史》第104頁)作為掌握全國政權的國民政府,最好的選擇只能是堅持抗戰。不過,此后蔣介石并沒有放棄過與日本媾和的想法,甚至在英、美、蘇先后卷入二戰,并逐步掌握了戰場主動權以后。“在1943年10月的同一周里,重慶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指英、美、蘇---筆者注)一邊下賭注,也與南京汪偽政權保持聯系”(《盟友》第294頁)。

 

盡管如此,但淞滬戰役期間蔣介石在數次戰與和之間的徘徊后,還是選擇了戰。這就為正面戰場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他調集了黃埔系中央軍基本力量和空軍、海軍投入淞滬戰場,成為戰斗主力。在蔣介石的積極主動調整和改善與地方實力派的關系和在中央軍的表率下,川軍、桂軍、粵軍、湘軍、黔軍、鄂軍以及東北軍、西北軍的部隊,都紛紛奔赴淞滬戰場,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當然也不能否認當時張聞天所言“中國亡了,你們的局部利益也沒有了”的因素)。以蔣介石為領袖的全國性的“共御外侮”陣線的建立,成為了正面戰場形成的主要標志。如果說還有更重要的意義的話,那就是曾經經常造成軍閥混戰的長期以來中央與地方軍人之間的矛盾,終于讓位于一致對外了。

“在相對和平時期讓蔣介石大感頭疼的國家統一進程,反而在戰爭期間聚沙成塔地得到了加強。”(《盟友》 第98頁)

 

當然,正面戰場在形成之初就暴露出來不少先天性的不足。不少親歷過淞滬戰役的國民黨將領在總結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時,發現“友軍之間常懷猜忌,不特中央軍與非中央軍之間,即同為蔣之嫡系亦如此。”在后來的艱苦的抗戰歲月里,盡管出現了國民黨副總裁等大批軍政官員投日組織偽政權,國民黨部隊六十余萬人降日成為了偽軍,還有1944年在豫湘桂戰場的大潰敗造成的盟友對國民黨軍隊的信心“一落千丈”(《盟友》第310頁)等嚴重問題,但正面戰場一直堅持到了最后,其功不可沒。在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每次都是最終因統治集團的屈服而告失敗。只有這次抗日戰爭,國民黨政府沒有屈服,這對于中國堅持抗戰是十分重要的。同時作為反法西斯戰爭期間中國外交的主渠道,一直向世界展示中國人民的不屈精神,想方設法調動世界上一切積極因素來共同抗擊日軍。中國率先呼吁遏制法西斯的侵略擴張,為推動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發展和鞏固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抗戰后期,蔣介石作為中國首腦出席開羅會議,作出了從日本手中收回臺灣等地的決定以及參與建立聯合國。當然,蔣介石本人也知道,雖然中國被列為四強之一,但國際間對中國評價很低。而且開羅會議以后,隨著中國在美國眼中的遠東戰略地位的降低和冷戰的初起,美國逐步改變了在開羅會議的承諾。但是,作為一個弱國,能夠應邀與世界列強在同一個會議上共議世界大事,其本身就說明了國際社會不能無視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作出的巨大犧牲和重大貢獻。同樣值得肯定的是,就正面戰場的第一場大戰的淞滬戰役本身而言,對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都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至于指揮失當、官兵素質差、漢奸猖獗和潰軍亂成一團以致還造成難民生靈涂炭等等,盡管也都是事實,但放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得大于失是的結論是完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加快了合作進程。但由于蔣介石提出的共產黨取消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分割陜甘寧邊區等要求一一被共產黨拒絕,直到1937年7月中旬,兩黨談判仍未取得較大進展。

 

淞滬戰役的爆發促成了談判的轉機。8月18日,最棘手的紅軍改編問題得以解決。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布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此宣言為中共方面文件,蔣介石始終未承認過國共是合作關系,只是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關于這個談判出現的轉機,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稱:

“...平、津已經淪陷,上海形勢也日趨緊張。由于蔣介石急欲調動紅軍開赴抗日前線,在紅軍改編問題上的態度有所松動。”

 

有的學者在有關著述中則指出:

“8月13日,日軍開始大舉進攻上海,戰爭形勢嚴峻,國共雙方這時都不能不考慮社會輿論的壓力和反響,因此態度上多少趨于軟化。”
“南京方面對紅軍出動緩慢自然頗多怨言,蔣也以此為由拖延發表宣言,甚至紅軍將領和中共領導人中都有人對這種做法表示疑問,但毛澤東等人堅信目前這是紅軍爭取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唯一辦法。”
“果然,因戰爭形勢所迫,國民黨方面終于拖不下去,不得不做出新的讓步。”

 

對歷史事件的分析有各種觀點不足為奇。但不可忽視的事實是,雖然國民黨當時有200余萬(一稱300萬)軍隊,但對共產黨的4萬余人的部隊,卻是格外地重視。由此可以看出,這支軍隊所蘊含的的能量確實不可小視。關于這一點,張聞天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此文收錄在《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中)一文中指出:共產黨的軍隊“占全國軍隊總數中的最少數,而且處處受著各方面的限制。今天,它在前線的抗戰中,只能肩起民族革命軍的模范作用,而不能起決定作用。”在這里,“模范”兩個字是有深刻的含義的。即便是“最少數”,張聞天在接下來的文中滿懷信心地指出:

“但是共產黨堅信自己的主張是唯一正確的,只有共產黨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綱領成為全民族的綱領時,中國的抗戰才能取得最后勝利。”

 

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據學者楊奎松統計,八路軍1937年8月底出動抗日時,只有34000余人、10000條步槍和極少數量的機槍。而到1945年抗戰結束時,共產黨光正規軍就已經發展到120多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已經有近300至400萬人,控制著連接東北的通道和包圍著北平、天津、青島、南京、上海的大片敵后根據地。

 

淞滬戰役的爆發加快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而國共合作又加快了共產黨開辟敵后戰場的步伐。鑒于上海久攻不下,東京日方作戰部門于10月4日開會,決定從華北調用兵力。這在客觀上減輕了華北戰場的日軍對中國軍隊的壓力。忻口作戰是全國抗戰后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在戰區統一部署、密切配合下取得的正面堅守與敵后機動作戰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戰役。在忻口作戰開始不久,日軍的第五師團的主力國崎登第九旅團就被調往上海,作為金山衛敵前登陸的突擊部隊。進犯山西的日軍因此長時間未能突破衛立煌在忻口的防線。日軍的后方則屢遭八路軍林彪、賀龍、劉伯承等師在平型關、陽明堡、雁門關一帶伏擊其增援部隊、飛機等,使其腹背受敵。特別是平型關大捷,使全國軍民第一次看到了日本人是可以戰勝的(盡管后來有人考證只殲滅了200日本后勤軍人)。蔣介石兩次致電祝賀,一電稱“殲敵如麻”,另一電稱“斃敵遍野”。后來何應欽亦在總結中指出:

“我朱德部在的后方襲擊迭次予敵重創。”

 

蔣介石于10月17日致電朱德、彭德懷:

“貴部林師及張旅,屢建奇功,強寇迭遭重創,深甚嘉慰。”

八路軍一面靈活機動地打擊日軍,一面放手發動群眾,擴大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當正面戰場在淞滬戰役期間形成之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亦開始形成。其主要標志有:

 

一、八路軍的游擊戰很快打出了軍威。淞滬戰役期間在上海出版的《抗戰》三日刊指出:另外,《中國抗戰畫史》還有堪稱最經典的一句話:

“利用游擊戰術,可以制敵人于死地!”(曹聚仁 舒宗僑 《中國抗戰畫史》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1 第182頁)

 

《中國抗戰畫史》初版于1947年5月,被當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海的《前線日報》認為是“戰后的一大輝煌巨著。”淞滬戰役期間美國的《民族周刊》刊載的《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關鍵》一文,介紹了紅軍游擊戰的發展并贊揚八路軍的抗日游擊戰。

 

二、共產黨抗日武裝發展迅速,僅120師359旅,就由9月初出征時的兩千余人迅速發展到一萬多人,而且新發展的部隊有相當一部分是收編的國民黨軍隊的散兵游勇。

 

三、淞滬戰役上海淪陷前的11月9日,山西的太原保衛戰失利。閻錫山率部退吉縣,衛立煌率中央軍退晉南中條山,傅作義則率部回綏遠。而八路軍卻迅速在晉察冀、晉西北、晉東南建立抗日根據地,阻擊日軍進入中原和大西北,對堅持八年抗戰起到了戰略支撐作用。

 

兩個戰場的形成,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兩個相互獨立的戰場在戰略上相互支撐,使得日本無法傾其全力進攻和摧毀其中的任何一個戰場。這就為中國抗戰的勝利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幾十年來坊間盛贊的“屈原”(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和“蘇武”(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毫無疑問是加速了日本的失敗。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侵華最終會以失敗而告結束也是確定無疑的。早在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就已經感到形勢不妙:

“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侖就是敗在消耗戰與游擊戰上,日本軍在中國是否感覺到無法應付了?”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2013年2月7日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

“我一向認為打敗日本的不是美國。日本想在廣闊的中國大陸稱霸,根本就是一場妄想。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這才是日本戰敗的根本原因。當然,有的日本人會認為,如果不是美國的參與,日本一定會打敗中國。持這種觀點的日本人是沒能看到整體。”

 

2015年日本防衛大學教授村井友秀在日本的《產經新聞》撰文,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戰略構想,指出:

“中國正是通過這種在長期抗戰中增強實力,并促使國際形勢變化和讓敵人內部土崩瓦解的方式,達到戰略相持的目的,并最后轉為戰略反攻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

 

兩個戰場的屹立不倒,是中國抗戰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得以堅持的基礎。正是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才把50萬(一說100萬)的日本軍隊拖在中國戰場,使日本既無法征服中國,也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戰場和亞洲其他戰場。雖然長期以來,西方的一些著述,過于注重中國戰場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正面戰場存在的問題,而忽略了整個中國戰場的重大貢獻這個基本事實。對于中國戰場的貢獻,當年的美國總統羅斯福雖然對蔣介石政權的的腐敗非常不滿,但他完全肯定中國人民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貢獻。他高度贊揚說:

“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斗的。”
“我們也忘不了中國人民在七年多的長時間里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

 

中國抗戰還挫敗了日本的北進政策,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的抗德戰爭,蘇聯方面對此高度肯定,承認日本的“大量兵力被牽制在中國。”因此可以說,盡管中國抗戰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包括臨近勝利時豫湘桂國民黨軍隊大潰敗這樣的嚴重問題,但從全局來看,并不能也沒有實質上影響到中國戰場貫穿始終的世界性戰略地位。就以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場大潰敗為例。盡管國民黨丟失了大片國土,但這些被日本新占領的地區,又不斷被共產黨發展成了新的解放區,使日軍依舊還是首尾難顧,無法脫身。總之,兩個戰場的始終堅持,是中國在國力貧弱、外援極其不足的情況下,為盟國大戰略目標的實現作出的始終如一的貢獻。

 

今天我們回顧淞滬戰役,如果把它放在整個抗日戰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去與思考,應該可以發現,淞滬戰役在客觀上產生的戰略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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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察網研究,原載《同舟共進》2015年第12期,原標題《淞滬會戰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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