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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磊:從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點擊:  作者:趙磊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發布時間:2019-06-23 10: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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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關鍵變量。力量對比在變、游戲規則在變,因此國際社會面臨“大變局”。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變化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還有一個核心要素即準確定位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社會主義中國能夠越來越主動地參與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的塑造。在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總體而言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同西方發達國家基本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

 

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具體指的是什么?為什么是百年?為什么是大變局?本文主要從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角度剖析上述問題。其中,世界格局,指主要政治力量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力量對比態勢。國際秩序,主要指國際政治行為體之間的相處之道、游戲規則。力量對比在變、游戲規則在變,因此國際社會面臨“大變局”。

 

一、新時代:國際社會來到十字路口

 

過去提及中國近代史,常聽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里首先需要明確一個概念,中國的近代史與西方國家的近代史是不同步的。從中國史角度,近代是1840年-1919年(五四春雷),現代是1919年-1949年,當代是1949年至今。從世界史角度,近代史是16世紀前后-20世紀初,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醞釀、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世界現代史是20世紀初至今,一般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羅斯十月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十月革命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幾點結論

 

1、近代、現代、當代是相對的,中外標準不統一,同一個地球,但每一個國家成長的步頻、步幅是不一致的。中國的近代史節點比世界史標準晚了340年,因為世界近代史的邏輯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公元1500年史觀”,就是西方中心史觀。

 

2、世界近代史基本就是西方近代史,主要指標是海洋時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技革命、資本主義、民族國家。東方歷史被凝固了,東方雖然還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但它已經沒有歷史。如果有歷史,那就是東方在什么時候西方化、在多大程度上西方化的歷史。

 

3、但是,中國現代史與世界現代史幾乎是同步的,關鍵要素是“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是世界現代史的開端。

 

今天,在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同西方發達國家基本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過去垂直性、壟斷性、等級性結構被扁平化、節點化、網格化結構所取代。特別是,中國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是百年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要素。

 

回顧歷史,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上奏《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指出“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這里的“大變局”主要是指,在過去,中國面臨的外部威脅主要來自北面、西面等陸地方向,而面對東南的萬里海疆,從未有大規模能夠深入京畿腹地的入侵。故此,晚晴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李鴻章強調要加強海防,因為這種來自東南海疆且能夠“一箭穿心”的西方殖民侵略過去三千年從未遇過,中國社會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發生巨變。從時代意義來說,“大變局”是封建社會在資本主義面前土崩瓦解的時代。

 

今天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顯然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完全不是一回事。2018年7月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出席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并發表題為《順應時代潮流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個世界既充滿機遇,也存在挑戰。未來10年,將是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10年,將是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的10年,將是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10年。國際社會再次來到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理解“大變局”,除上述三點原因外,還有一個核心要素即準確定位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社會主義中國能夠越來越主動地參與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的塑造。

 

為什么是百年?

 

百年都會出現世界性問題,這類問題不是一兩個國家能夠解決的,當今世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是最大的世界性問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至今,經濟上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政治上單邊主義、民粹主義與右翼勢力抬頭,文化上美歐之間與歐洲內部價值觀出現分裂。與之相對,中國成為全球治理的穩定性力量,在經濟上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加強全球互聯互通,政治上主動承擔負責任大國責任,文化上積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下文將具體從新格局與新秩序角度,剖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具體內涵。

 

二、新格局:“一超多強”到“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

 

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是理解大變局的兩個關鍵變量。世界格局是指國際舞臺的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相互制約所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結構狀態、一種力量對比態勢。國際政治學通常以“極”為單位稱謂世界格局,如單極、兩極、多極格局等。“極”的實力由多種要素構成,體現的是綜合國力。其中經濟實力、軍事力量是綜合國力的基礎,國家“軟實力”也日益成為衡量“極”的重要指標。

 

(一)四次工業革命:科學、技術、海洋

 

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由“兩極格局”進入“一超多強”,關注的焦點是主要政治力量,即區域性或全球性大國上,而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變化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以經濟為例,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按匯率法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10年后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勢不可當,將使全球發展的版圖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礎更為堅實穩固。

 

過去五百年,西方國家的綜合國力優勢是絕對性、壓倒性的,具體表現在科學、技術、海洋等領域。其中,第一次工業革命起源于英國,以瓦特改良的蒸汽機為標志,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大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生產。從19世70年代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幾乎同時發生在美、德、英、法、日等多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即二十世紀50年代開始了第三次工業革命,開創了“信息時代”(計算機、通信革命)。一個重要的特征是,前三次工業革命都由西方國家所主導,是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

 

需要強調的是,科學和技術始終是影響人類命運和大國關系的重要變量,工業革命的本質是科學和技術革命。20世紀發展了五大尖端技術:核技術、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激光技術和基因重組技術,其中最基礎、最關鍵的是電子計算機技術,人類也迎來了第三次工業革命。但是,過去五百年,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全球是不平衡的,科學技術的地理中心在歐洲、北美。中國曾先后失去過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在前兩次工業革命過程中,中國急劇地衰落,由于錯失工業革命機會,中國GDP占世界總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落后就要挨打,這也是近代中國飽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積聚力量,催生大量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給全球發展和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將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即“智能時代”(預計進入的時間為21世紀20-30年代)。智能時代不同于信息時代或互聯網時代,大數據和區塊鏈兩者之間有個共同特點:分布式,代表了一種從技術權威壟斷到去中心化的轉變。在國際政治層面,今天的權威是“共識”,而不是“強權”,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擁有了“共識權力”,將會很大程度上實現與西方國家的共治。

 

以人工智能為例,它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對比全球各國人工智能專利數量,中國、美國和日本位列前三,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AI領域專利申請量最高的國家,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數量全球第二。在人工智能時代,“數據為王”,大數據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稀缺資源。海量數據與巨大市場運用是新型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優勢,在這些國家互聯網數據資源快速增長,網民數量不斷擴大,人工智能有更豐富的應用場景,城鎮化加速推進,消費結構加快升級,對醫療、教育、養老、安防等智能化產品和服務需求迫切。

 

除科學與技術因素外,海洋也是影響權力結構的關鍵因素。在過去五百年,西方國家就等于發達國家,就等于海洋國家,海洋即實力。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紛紛通過海洋走向全球、征服世界。與此同時,金融證券、股票信用、工廠與現代產權制度、議會制度等紛紛成為國際社會的“時尚”,被全球紛紛仿效,由此海洋國家建立了制度性話語權。

 

其實,早在上述國家走向海洋之前,鄭和已于1405年-1433年七下西洋,但是中國始終是陸權國家,經濟、文化、制度影響力主要在東方,而非全球。1409年,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戰艦加在一起有240多艘,統領總人數達3萬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實現了環球航行,在西班牙國王的資助下,其艦隊不過五條大帆船和265名水手。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實質上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后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明成祖對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貿易,下令“嚴禁絕之”。明朝的海禁與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直接導致中國遠離世界舞臺的中心。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荷蘭商人的崛起與晉商的崛起幾乎是同步的,即17世紀初期。晉商與荷蘭商人“走出去”的原因很相像,即缺乏能源、資源,缺乏產品,因此只能做中介貿易,同時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催生金融。晉商主要經營鹽業、茶葉等產品,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開拓國外市場,通過陸路對俄做貿易。作為海上馬車夫,荷蘭的影響是全球性的,1609年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家現代銀行均誕生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由此這個面積只有4.1萬平方公里的小國打造了全球金融領域的標準。但基于南北向陸上貿易的晉商,其影響只局限于東方。

 

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指出,迄今為主,在全球范圍內出現了3個世界性大國,17世紀的荷蘭、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耐人尋味的是,每一次霸權的繼承者幾乎都是由兩個勢均力敵的對手經過長期的爭奪才能實現。企圖取代荷蘭的不止英國,還由法國。努力取代英國的不止美國,還有德國。有趣的是,兩個后期爭霸的國家,無一例外一個是海洋型國家,一個是大陸型國家,而最后的結局毫無例外是海權戰勝了陸權。因此,一個重要的結論是:過去五百年,霸權是在西方國家特別是海洋國家內部進行轉移。

 

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海上強國與陸上強國的對抗,成了民主與專制的對抗——代表“普世民主制”理想的英法美諸海上強國與代表“專制”的“心臟地帶”陸上強國的對抗。今天,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是對海權結構的調整與修正。例如,“一帶一路”建設有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大多數重點項目建在內陸國家,如中亞五國、中東歐十六國等。這些國家很多是“內鎖國”(land-locked country),如東南亞的老撾、非洲的埃塞俄比亞、中東歐的捷克等,這些國家一直被鎖在大陸腹地,無法連通海洋,無法享受全球化所帶來的福利。中老鐵路、亞吉鐵路、中歐班列等使這些“內鎖國”可以聯通海洋,變成“陸聯國”(land-linked country),實現了陸海統籌,也彌合的陸海沖突。

 

在國內外,經常有人質疑中歐班列的存在意義,認為其運量有限,純粹是“形象工程”。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已超過11000列,開行中歐班列的地方城市達到45座,目的地包括歐洲15個國家、亞洲11個國家,運送貨物92萬TEU(標準箱)。從總量上看,中歐班列的確遠遠沒有達到海運的規模,按照編組規定,每一列編組41車,每車裝兩個標準集裝箱計算,2017年中歐班列總共運輸30萬TEU,8年累計92萬TEU,而海運2017年運輸就達2.38億TEU,中歐班列甚至低于一個長江內河碼頭的運輸量。但是,從國際關系層面、從全球治理層面,中歐班列對地緣政治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不是大國博弈,而是使途經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同時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正聯通了陸地與海洋。

 

(二)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范式性力量、文明型力量

 

就中美關系而言,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是時代命題,中美的雙邊關系具有全球治理屬性,今天的中美關系“脆弱而有韌性”。美國1776年7月4日建國,1894年GDP成為世界第一,1914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四國的總和,連續125年領先世界各國。但是美國的國家歷史迄今只有243年。在國際社會中,一個政黨執政百年更是罕見,蘇聯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到1991年12月25日解體,存在了74年。2021年,中國將迎來建黨100年,2049年,中國將迎來建國100年,這兩個百年目標不僅對中國有偉大意義,對世界史也有重要意義。有一次,一位加拿大學者問我:“中國向西方國家學可持續發展,但是多久才是可持續?中國幾千年不間斷的發展,是真正的可持續。”的確,中華民族的自我更新能力極強,奮發圖強,但是“強而不霸”,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

 

歐美是典型的“范式性力量”。“范式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常被看做是美歐大國外交的重要來源。價值觀外交是“范式性力量”的具體體現,建立在相關國家對價值觀一致認同的基礎之上:對內明確價值觀,對外展現價值觀,大國間價值觀的不同會加劇彼此之間的戰略互疑甚至戰略誤判。

 

例如,在歐盟條約中對歐盟的價值觀有著明確的界定:對個人尊嚴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對人權的尊重(包括少數族群)。任何一個希望加入歐盟的國家都必須尊重這些價值觀,而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如果違背了這些價值觀,將被暫時剝奪成員國權利。同時,強調上述價值觀應當成為國際社會的“范式”(norms)。這一理念強調了外交要能夠塑造人們的觀點,對某些概念進行強化,使其對某種意識形態產生認同。“范式性力量”是道德優越感的體現。

 

與美歐的范式性力量不同,中國的發展哲學本質是文明型力量,強調的不是對抗或改造,而是構建相互欣賞、相關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文明型力量,不是要改造對方,而是承認差異,要在個體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實現集體的文明互鑒。的確,在國際社會中,不是差異導致沖突,而是人們對待差異的態度會導致沖突。因此,“韜光養晦”不是策略,而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特”與“大”所在,強者“通心”,即能攻心則反側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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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明性力量不僅體現在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理念中,也充分體現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落實中。筆者在海外調研時,經常聽到外國政要評價“一帶一路”,說這一倡議是迄今21世紀最有格局的全球治理方案:西方大國提出“本國優先”,想的是如何“讓自己更美好”,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讓世界更美好”。

 

“心臟地帶”是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的主要觀點,他把歐亞非三大洲合起來看做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個島,稱之為“世界島”,把歐亞大陸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島的心臟地帶。在過去,心臟地帶是兵家必爭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如前所述,中歐班列大多數經過這一地帶,這些班列如同歐亞大陸的動脈以及毛細血管,城市之間的粘性增強,國家之間的活力也在增強。近期,世界銀行專門研究了“一帶一路”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的影響,結論是:對全世界來說,運輸時間平均減少1.2%-2.5%,貿易總成本降低1.1%-2.2%;對于“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來說,運輸時間和貿易成本分別降低1.7%-3.2%和1.5%-2.8%;位于“一帶一路”經濟走廊上的經濟體收益最大,運輸時間和貿易成本分別減少11.9%和10.2%。

 

歷史以往的經驗是,在世界大戰之前,必有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國際法學家(如科德爾·赫爾)就曾指出,“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性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際經濟機能失調引起的。具體地說,是保護主義關稅、不公平經濟競爭、獲取原材料的途徑有限、政府閉關自守的政策,以及‘不受阻礙的貿易意味著和平’的信念被摒棄。”因此,互聯互通不僅是一種哲學、一種文明,更是維護世界和平的“船”與“橋”,有了經濟與人文粘性才會增強政治韌性與戰略互信。

 

三、新秩序:從“中心-邊緣”秩序到“節點-網格”秩序

 

國際秩序簡單地說就是游戲規則,是國家相處之道。2017年2月17日,習近平在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引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國際安全”。這是習近平首次提出“兩個引導”。

 

(一)國際秩序不同于世界秩序

 

國際社會常有人問:中國是否要挑戰美國在世界秩序中的領導地位?是否要另起爐灶創建一個并行的世界秩序?所謂“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有三個支柱:一是美式價值觀,也被視作“西方價值觀”,是世界秩序的文化基礎;二是美國的軍事同盟體系,是世界秩序的安全基礎;三是包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在內的多邊主義國際機構,是世界秩序的制度基礎。這個“世界秩序”有其國際政治的歷史淵源,美國長期在這個秩序中居于領導地位。但隨著世界格局的深入發展,這一“世界秩序”面臨越來越多的現實挑戰,越來越難以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在政治層面,美國推廣西方價值觀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別是在中東、非洲一些國家,舊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會架構卻遲遲建立不起來,導致嚴重的動蕩,甚至外溢。在防務領域,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體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駕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給地區熱點問題增添新的復雜因素。在經濟層面,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國際經濟治理的缺陷,這一次“打敗”資本主義的依然是它自己。正如《資本論》所言,“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金融危機帶給整個西方世界的,不只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問題,而且還在動搖西方的價值觀基礎、盟友基礎。

 

伯尼·桑德斯在《我們的革命:西方的體制困境和美國的社會危機》一書中,專門論述了美國中產階級的衰落,“在今天的美國,包括20%的兒童在內的4300萬人生活貧困,很多處于極度貧困中。在經濟動蕩,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時,也存在另外一種現實。最富裕的人們以及大企業從來不為民眾著想。大多數美國人生活艱難,對未來失去信心時,富人卻更富裕了,大部分新增財富都流入金字塔尖1%的富人之手。美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主要國家里最大的,也是自1920年以來最大的。”

 

在此背景下,隨著中國影響力的上升,人們自然想知道中國持何立場。中國領導人多次表示支持現存國際秩序,不過使用的詞匯是“國際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指的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習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美國西雅圖發表演講時就指出,“世界上很多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但這并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灶,而是與時俱進、改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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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發生的各種對抗和不公,恰恰是由于《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沒有得到有效履行。為此,中國推動國際關系的多極化而不是單邊主義,推動國際關系的法治化而不是叢林法則,促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而不是強權政治。

 

(二)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及其超越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在其看來現代世界體系是一個由經濟體系、政治體系、文化體系三個基本維度構成的復合體。過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一體化”與“不平等”是這一體系的兩個最主要特征。

 

在經濟體系中,世界性勞動分工體系與世界性商品交換關系兩條主線,將各個國家牢牢地粘結在龐大的世界經濟網中。但是,一體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邊緣―邊緣的層級結構表明了世界經濟體的極端不平等性,發達國家外圍到處存在不發達。核心化以及邊緣化都是動態性的過程。“中心”擁有生產和交換的雙重優勢,對“半邊緣”和“邊緣”進行經濟剝削。同樣,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也認為,“世界體系”的基礎是“經濟世界”,“經濟世界”的“傾向性規律”是:體系內的不同國家和地區以一個中心點為核心,“受極點吸引的各地區組成一個具有多種嚴密結構的整體”,從中心到邊緣,可以劃分出發展程度不同的若干結構層次。其中,中心區域與邊緣、半邊緣區域的“不平衡以及壓差是整個經濟結構賴以運轉的保證”。

 

在政治體系中,英、美等發達國家居于體系的“中心”,一些中等發達程度的國家屬于體系的“半邊緣”,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處于體系的“邊緣”。政治上追求霸權地位和經濟上追求利潤最大化一樣,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推動力。追求霸權地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目標。

 

在文化體系中,以西方文化為標準的普世價值凌駕于多元民族文化之上,營造了一種全球趨同的文化氛圍。

 

中國所追求是秩序不是西方全球化的“中心-邊緣”秩序,也不是過去中華帝國所構建的“軸輻秩序”(朝貢體系),而是“節點-網格”秩序,即“去中心”、去等級制,通過互聯互通將邊緣地帶打通成為節點,節點之間形成網格,每一個國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國家在網格體系中實現公平與普惠。在實踐中,最能體系“節點-網格”秩序的是“一帶一路”建設。

 

在政治體系中,“一帶一路”強調“去中心”、“非極化”,不追求霸權地位。美國的盟友體系優選三類國家: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制,最好是同美國一樣的“三權分立”,這不僅是政治制度選擇,也是一種價值觀選擇;二是地緣上的海洋國家,同美國一樣重視海權,如英國、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等,通過海權聯盟來控制海峽和運河,借此遏制陸權國家的潛在挑戰;三是宗教信仰上的猶太教或基督教。

 

與美國以自身霸權構建的盟友體系不同(在盟友體系內部也存在等級制),“一帶一路”是全球伙伴關系體系的具化,共賞、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原則,也是“一帶一路”的原則。

 

在文化體系中,過去五百年,西方是對立性思維、差異性思維,中國則強調共同體思維。西方價值觀是求“同”,而“一帶一路”價值觀是求“通”,尊重差異,強調“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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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的總結

 

為什么是大變局?因為,格局與秩序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特別是中國成為影響這一根本性變化的關鍵變量——世界歷史進入中國時刻。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化和軍事沖突》中系統比較了“平衡發展的中國”與“相對衰落的美國”,“從長遠來看,中國代表著一種政治和戰略勢力,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既不能把它看作是莫斯科或華盛頓的附屬物,也不能把它簡單地看作是一種中間力量”,對美國而言,“頭號強國都面臨著共同的困境:盡管它們的相對實力都在下降,但對其地位日益增多的挑戰卻又迫使它們拿出越來越多的人力和財力投入軍事領域,從而擠掉了生產性投資;隨著時間的流逝,還將導致低增長和重賦稅的徘徊不去,加深國內對重點開支項目的分歧,削弱其承擔防衛負擔的能力”。今天,世界力量對比正處在重大變化時期,而且這種變化很可能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進行。

 

中國的復興具有世界意義,將回到世界舞臺中心。但“強而不霸”、韜光養晦不是策略,而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當然,今天的中國依然是“大而未強”,實現“強起來”要補足短板,無論是格局轉變還是秩序轉變,首先要增強中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綜合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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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面8個國家綜合國力組成的各項指標進行排序,中國人口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國土面積世界第三,軍事實力世界第三;國家創新指數第17位,全球軟實力第27位。這些數據形象反映中國綜合國力的總體情況,會形成一張倒U型的圖(見圖1)。與產業經濟的“微笑曲線”對應,我們把它稱之為綜合國力的“哭泣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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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綜合國力出現“哭泣曲線”的時候,企業和產業很難“微笑”起來。因此,中國要通過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特別是聚焦創新驅動與文化軟實力提升,聚焦關鍵工藝、關鍵原材料、關鍵零部件,以核心技術為主攻方向,取得變革性、顛覆性突破,從而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助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助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程中掌握戰略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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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趙磊,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國際關系與“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中央黨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主任、教育部國別與區域研究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企業青聯委員、中央黨校“一帶一路”重點研究課題主持人,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發起人、首席專家。共青團中央“中國青年網絡智庫”專家委員,“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中國外交、文化產業與文化軟實力、“一帶一路”建設等領域。出版專著《一帶一路:中國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數十篇“一帶一路”研究報告上報中央,是多部委與省市“一帶一路”規劃的特聘專家,并為數十個省市委中心組、央企中心組講授《“一帶一路”與中國跨越式發展》、《“一帶一路”的文化經濟學》。相關研究成果包括:《糾正“一帶一路”建設的十大錯誤認知》、《找準“一帶一路”建設的十大痛點》、《“一帶一路”需要什么樣的中國城市》、《“一帶一路”需要什么樣的中國企業》、《在西歐尋求“一帶一路”突破口》、《“一帶一路”的新加坡思路》、《文化經濟學中的“一帶一路”》等。

 

(本文主要內容發表于《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此為全文;來源:昆侖策網,轉自“一帶一路百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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