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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良:當今中國總體框架下的問題分析
點擊:  作者:張宏良    來源:復興網  發布時間:2019-01-21 08:18:53

 

——在2018東博書院夏令營的演講

2018811

 

  孔老師開場白:

  各位學員,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我們2018勸學夏令營的第三天。昨天是陽光燦爛,便于我們出行,今天是夏雨綿綿,便于我們室內學習,天公是非常作美的。外面連綿的夏雨,滋潤著三晉大地——我們這有三晉文化研究會的會長,室內諄諄的話語滋潤著我們的心田。

  昨天大家已經聽了鄭彪老師的報告,鄭彪老師以傳統文化的角度,告訴我們什么是中國人,怎么樣做一個中國人,我們營員的反響都非常好,都深受教益。一直到昨天傍晚,只有兩個學齡前的小朋友提出了意見,說鄭老師的話沒有完全聽懂(眾笑)!鄭老師表示以后要設法讓學齡前的朋友聽得懂。那我說了,聽不懂也要記住,你記住幾句話,過幾年就懂了,把這幾句話存在你的心里。

  我們這次夏令營請兩位老師給大家作重頭的報告。他們所講的話題,第一,都是當今中國最重要的問題,這兩個項目是最重要的,一個是傳統文化的問題,一個是當今中國的現實問題。這兩個話題可能也都有不同的教授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峰會上講,但是我認為沒有任何一個空間與場合,比我們這里講的水平更高。因為我們鄭老師與張老師這兩個報告組合起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級別的報告。(掌聲)

  我們不遠千里、數千里跑到左云——昨天我們下午知道,左云右玉這么一塊寶地來,聽到了地球上最高級的聲音,收獲最深刻的思想。鄭老師的思想昨天大家已經了解了,今天是由張宏良老師來作報告。張老師我想不用多作介紹。我有時候到很多地方去作報告,主辦方說孔老師我們怎么介紹你?我說隨便,介紹什么?他們說萬一有聽報告的不知道你呢?我說,不知道的那就不用介紹了!他連我都不知道還介紹什么?他連我都不知道就不用介紹。

  我隔三差五的經常看他們的文字,在長期的彼此閱讀中形成了一種神交,這種神交比經常在一塊吃吃喝喝的那種感情要深厚得多。因為通過文字,真的能夠把握一個人的魂魄,把握一個人的根本精神。

  我也在不同場合對張老師有過吹捧和贊美,我認為張老師是中國當前正義陣營愛國陣營一面最光輝的旗幟,是一個紅色的坦克手,他每天一睜眼睛就戰斗。這個戰斗的形象好像是開著隆隆的坦克沖向敵陣,有的時候是抱著炸藥包沖向敵陣,也可以說,他使很多人熱血沸騰,也使很多人咬牙切齒。

  在長年的戰斗中,張老師也是遍體鱗傷。我剛才吃飯的時候給他開玩笑,我說人家把你微博也封了,微信也封了,你咋還胖了呢?夠沒心沒肺的!在這個時代當一個正義人士,有時候就要沒心沒肺一點,不能讓王八蛋把咱們氣死,相反咱們要把他們氣死!(掌聲)

  就是要讓他們看到,我們這些愛國的人,我們這些正義的人,每天吃吃喝喝,游山玩水,把他們氣得一身病才對。所以我平時也很關注張老師的身體,這不止是一種朋友之間的情誼,更多的是為我們國家保險。

  有時候我也有一點慚愧,一個是慚愧自己不如張老師做得這么多,這么勇猛這么奉獻。另一方面從大的范圍、大的格局上說,我們這些人生活還不錯,我們雖然好像沒有那些壞人生活得好,但是跟全國人民相比,我們是生活在前列的。所以人應該有良心,人應該報答這個社會。我也是想,我們今天所得到的所有好處,其實都是毛主席留下來的福蔭。我昨天還跟營員說,我們今天吃的一只雞腿,其實你想想,都是毛主席留下來的。沒有共和國前30年的積累,今天這些我們都享受不到,今天我們可能要到礦井下去挖煤,還要下跪求老板給我們一碗飯吃,完全有可能。

  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我們怎么報答?我們怎么用自己的生命發出光輝,有一份熱發一份光,在這個時代為我們的民族,大一點說,為全人類做點正經事。

  這份心可能很多人有,光有這份心不行,我們光有道不行,還要有術。昨天在路上,我們跟營員討論道和術的問題。只有道沒有術,說明你這個道修煉不夠,道應該升發出術來;反過來術積累到一定程度也應該升華到道。

  又比如說我們怎么看待當下中國的現實,當下中國的經濟情況是什么樣的,政治情況是什么樣的,文化教育情況是什么樣的。這些好像人人都能說幾句,但是整體上來概括其實是需要大的功力的,單憑經驗主義是不行的,用舉例式的方法是不夠的,又不能僅僅抽象地從理論出發。每當這個時候,我們格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他看問題總能夠那樣一針見血,說出來又那樣通俗易懂。

  不過好在我們有很多正義陣營的有識之士,有才之士,有學之士,能夠幫助我們,能夠經常地給我們上課,給我們作報告,給我們寫文章,讓我們這雙眼睛風吹不昏沙打不迷。我從來不去攻擊任何一個對我們國家對我們民族有正能量有貢獻的人,不管他和我關系遠近,不管他是不是有這樣的或那樣的缺點,我們都是要從大局出發,愛惜這些人才,敬仰這些英雄人物。

  好,那我就不多說了,下面的時間留給張宏良老師。我們歡迎張宏良老師來給我們作精彩的報告。(掌聲)

當今中國總體框架下的問題分析

  張宏良老師:

  感謝孔老師邀請我來和大家一塊交流對當前形勢的看法。

  可能今年以來大家都有一個感覺,好像有一個事情不對勁,好像是哪里出問題了。可以這樣講,確實是二戰以后世界的和平日子很可能就要結束了,中國也是,這40年來的和平發展,平平穩穩的發展,有可能這個日子也快結束了。最近的群體事件越來越多,就是一個反應。

  怎么看待今天這種變化?我想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下這方面的看法。我們怎么看待今天的世界,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國?主要就這兩個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

  一、21世紀社會歷史轉變的根本特點

  首先是我們怎么看待今天這個世界。

  今天的世界進入了一個大變革時期,這個變革可以這樣講,是名副其實的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人類正在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或者說向網絡社會轉變,而這個轉變所引起的世界大洗牌,各個國家的重新洗牌,要遠遠大于前兩次大洗牌。我們人類社會到現在,共經歷了三次大洗牌:

  第一次是由蒙昧社會進入農業社會的大洗牌,這個社會歷史轉變是在劇烈的戰爭沖突中實現的,經歷了上千年的戰爭才完成這個轉變。

  第二次就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也是經歷了數百年的沖突、戰爭,才完成這個轉變。

  第三次轉變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這個轉變到目前而言一直處于和平之中。

  第一次社會歷史的轉變,中國是這場大洗牌的贏家,引領人類文明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建立了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君主政治文明。這也是中國能夠領先世界數千年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次社會歷史的轉變,歐洲是最大贏家,建立了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憲政文明。

  為什么說這兩個社會需要這兩種文明與之相適應呢?道理很簡單,就農業社會來說,農業社會一片散沙,都是小農經濟,只有君主政治文明,只有皇帝,只有中央集權,才能把一盤散沙的農耕社會給統一起來,形成統一的國家和民族,農民才能獲得正常生產的安定環境,人類社會才能解決吃飯問題,否則如果總是無休止的打打殺殺,社會就崩潰了。當時只有中央集權能夠解決這個打打殺殺的,此外沒有別的手段。

  后來進入了工業社會,工業社會要求資源的自由流動,特別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要求形成統一的市場,要求實行等價交換,而要實現資源的自由流動和等價交換,就要否定人身依附關系,否定等級制,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否則,勞動力就不能自由流動,等價交換就建立不起來。可見,只有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憲政文明,才是適合工業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

  后來發展到大工業階段,勞動變成了成千上萬人的共同勞動,這成千上萬人也要共同享受成果,要成千上萬人共同享有勞動成果,就必須建立公有制,這個時候人類社會又開始了對社會主義的要求,再加上大工業階段社會生產的各部門之間形成了環環相扣的統一整體,只有實行計劃管理才能避免危機和混亂,從而就產生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要求。雖然社會主義發展中形成了一個嚴重的挫折期,但是社會主義要求全民共享社會成果這個根本原則,決定了社會主義必然會復興,就像基督教的失樂園以后還會再復樂園一樣,并且這個社會主義復興就會發生在21世紀。  

 

  現在經過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之后,人類開始進入了網絡社會信息時代,與網絡社會相適應的政治文明,只能是大眾政治文明。大眾政治是和精英政治相比較而言的,在網絡社會之前的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農業社會是地主階級精英政治,工業社會是資產階級精英政治,包括后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精英政治,只是紅色精英而已。這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條件決定的,只能實行少數精英領導和精英民主,沒有條件實行大眾民主和大眾政治,老百姓只能委托少數精英代表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從而形成了代議政治,代議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由國會或議會來代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由人大和政協來代議。而如今進入了網絡社會,網絡可以把全世界70億人放在同一個房間里,大家可以通過網絡直接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沒有必要再由精英代替自己表達了,所以就要求結束精英政治和代議民主,實行大眾民主和大眾政治。如此,大眾政治時代就到來了。

  網絡時代和由此產生的虛擬經濟,把大家從技術上和經濟上連接成為一個統一整體,就有可能形成像習主席所講的那樣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消滅私有制和精英政治,私有制的利益競爭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對立越來越嚴重,精英政治會導致社會集團之間的斗爭越來越尖銳,根本不可能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網絡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用一種新的政治文明來取代精英政治,以適應自己的發展要求,這個與網絡社會相適應的新的政治文明,就是大眾政治文明。

  可見,今天的時代的變化,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它是人類文明系統的升級換代,是舊的政治文明向新的政治文明的轉變過程,這個轉變的激烈程度和徹底程度,要遠遠超過一般社會政治制度的轉變,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動蕩。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主要將會發生3個根本轉變。這3個根本轉變將會形成21世紀人類社會政治斗爭的主題。

  1、社會歷史提出了三個根本要求

  第一,就是由大眾民主取代精英民主。

     剛才我們已經提到,原來的社會資源很少,報紙就這么幾家,電視就這么幾家,每個人不可能直接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只有由少數精英來代替自己表達。《人民日報》就那么幾個版面,如果九千萬黨員都上來說兩句,這個報紙就崩潰了,只能讓少數有文化的精英來發言和管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精英集團,精英集團有了自身的利益,與我們老百姓的利益越來越對立,不但不替我們說話,反過來整我們百姓,損害我們老百姓的利益,這就形成了精英集團和老百姓的對立。只是在網絡社會之前,老百姓沒有渠道直接行使民主權利,沒有辦法改變這種對立,再不公平也只能接受。

  但是現在,老百姓能夠直接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了,一個手機就是一個自媒體,可以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了,就不再需要精英代替自己行使民主權利的代議政治和代議民主了。這種老百姓通過選舉精英來代替自己行使民主權利的代議政治和代議民主,完全是一種資本民主。因為選票是由媒體控制的,媒體是由資本控制的,它要維護資本的利益。可見選票政治完全是資本管理社會的一種方式。現在有了網絡,人民大眾有了直接管理社會的物質條件,可以直接管理社會了,所以便形成了用大眾民主取代資本民主,用大眾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歷史要求。這是它的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就是東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導地位。

       注意,不是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導地位。因為網絡社會——現在的全球化、網絡化、虛擬化、生物化、自動化,正在把人類聚合在一起,在技術上、在生產力上把人類聚合在一起,越來越使人類社會具有了共同的命運。但是,西方的競爭文化,卻正在加劇人類社會內部的對立,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鴻溝,把人類社會拉向與命運共同體相反的方面。特別是西方文化、西方哲學對生命的理解,把生命看作一個純粹的物質現象,因此也把幸福看成是純粹的感官滿足,看成是對物質的占有。當我們把對物質的占有,看作是幸福程度,看作是成功標準的時候,人類的災難就開始了——人們都超出自身需要來無限占有物質財富,而物質財富在一定時間內是有限的,這種財富占有的無限性與財富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必然會造成整個社會——國與國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人與人之間,越來越走向對立。

  比爾蓋茨公司資產幾千億,個人資產超過800億美元,但是他還在奮斗,還在剝奪他人,還在拼命聚集,不是比爾蓋茨個人貪婪,而是幸福和成功的物質標準決定的,只要成功的標準是用物質財富來衡量,那么無論占有多少財富都不會滿足。這種人與人之間互相剝奪的結果,就必然是富者越來越富,窮者越來越窮的馬太效應,無論社會經濟發展有多快,財富規模有多大,都不可能改變貧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尖銳的矛盾。這就是為什么中國40年來經濟高速增長,老百姓反而越來越窮的原因。大家注意,我說這個是相對的,是從財富占有比例來講,而不是說絕對數。毛澤東時代,大學畢業生一畢業56塊錢,56元月工資,現在的貨幣是毛澤東時代的2570倍。什么意思?就是說你現在的工資乘上2570倍才相當于那個時候的水平,你得相對這個收入程度。那么現在56元乘以2570是多少?14萬。  

 

  為什么毛澤東時代一個普通工人能養七八個孩子?因為擁有養育七八個孩子的經濟能力。中小學時期,我們班里好多同學都叫小八小九,一打架一群北方的狼,七八個兄弟一起上,真是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當時一個普通工人連同老婆孩子,能養活10口人左右,現在14萬工資差不多也能養七八個孩子,但低于這個數,肯定養不了。可現在一個工人一個月根本掙不到10多萬,所以也就養不起七八個孩子。現在工人的工資別說是養七八個孩子,就是養一兩個都有困難。為什么現在二胎放開了,才發現很少有人生?許多人說什么現在中國年輕人自私,不愿生孩子。這純粹是胡說八道!不是年輕人自私不想養,而是他根本沒錢養!有錢養誰不想多養幾個孩子?至少孩子多了好養活,將來兄弟姐妹有個依靠,老了自己更有個依靠,何樂而不為?關鍵是養不起啊,一個孩子養起來都費勁,如何能夠養活五六個七八個?如果下一步教育、醫療、養老一旦再成為支柱產業,教育費用、醫療費用、養老費用再成為通貨膨脹的領頭羊,別說是二胎,恐怕有些人一胎都養不起。到時候就根本不需要人家共濟會來滅你,就你自己的人口萎縮,就能把你自己滅了,幾代以后就沒了。

  所以,要正確看待人們生活水平的變化。我們經常對大家講,衡量人們貧富的變化,衡量人們生活水平的變化,最根本、最可靠、最準確、最科學的標準,就是看一個勞動力養活人口的能力,也就是看一個勞動者能養活幾個家人。如果一個勞動者能養活的家庭人口越來越多,他就是越來越富裕;相反,他能夠養活的家庭人口越來越少,就說明他越來越貧窮。這是比較生活好壞的最真實指標,其它指標全都是瞎扯。什么有汽車有電腦有手機,全都是胡說八道,秦始皇沒手機他比我們窮嗎?(眾笑)慈禧太后沒看過電視她比我們窮嗎?這是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的結果,與老百姓的的貧富變化有什么關系啊?這樣的宣傳不是愚昧無知,就是別有用心。現在拿著手機要飯的,拿著手機拾破爛的不多的很嘛。我們樓下扒垃圾箱的拾荒老太太就有手機,能說她過上了比慈禧太后還富裕的生活嗎?不能這樣衡量。這樣衡量不僅不科學,而且喪天良。衡量老百姓生活變化就一標準,就是養活人口的能力。一個社會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健康,只看一條就夠了,就是一個正常的勞動者能不能夠養活自己和家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社會就沒問題,至少是沒有大問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罪惡的社會,至少是一個有問題的社會,是一個需要變革的社會!

  《水滸》中武大郎一個半殘廢,靠著挑擔子賣饅頭住上了上下兩層的聯體別墅,還娶下了那么美貌的娘子。人家就是一個半殘廢啊!而且《水滸》作為文學作品,它講究的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謂典型環境就是封建社會中最壞的社會環境,是集中了封建社會所有罪惡的生活環境,就是在那樣一個最壞的生活環境中,在那樣一個壞到了官逼民反的社會中,一個武大郎都能養活全家,如果沒有西門慶干預,武大郎和潘金蓮一家將會過得和和美美,有可能將來再生個大胖小子。《水滸》能夠這樣寫,表明在中國古代市民社會中,一個勞動者能夠養家糊口,是根本不會成為問題的問題。

  現在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人西化傾向越來越嚴重,也是與現在中國這些現實問題有關系,而并非就是大家崇拜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觀。如我們現在所講的勞動力養活人口的問題,大家一看中國老百姓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都需要雙方父母的幫助,而人家美國歐洲一對夫婦就能養活一堆孩子,這一比較自然立場傾向于西方了。再一比較政治方面,就更加傾向于西方了,八十年代后中國修改憲法不允許罷工,當初這樣修改說是為了保護公有企業,可是現在私企和外企成為企業的絕大多數,一旦發生勞資矛盾,私企和外企工人罷工就屬于違憲行為,特別是外企中的外國資本家與中國工人發生矛盾而罷工,我們政府選擇站在哪一邊,就不是一般政治問題了,而是涉及到國家和民族立場問題,涉及到政治文明問題,涉及到基本道義問題。這些問題是導致目前許多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西化的一個客觀原因。

  在此我們就需要把現實社會問題與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區別開來,不要把二者混為一談。我們所說的東方文化,是由傳統文化和紅色文化這兩部分所組成,傳統文化講究和諧共生,紅色文化講究公平正義,兩個部分相結合就是東方文化的精髓。而包括剛才所談問題在內的目前中國很多現實問題,恰恰是違背傳統文化的和諧共生,違背紅色文化的公平正義而造成的,表面來看出現在中國,根子是在西方,是西化改革造成的,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這個西方文化的競爭法則造成的。不僅僅是中國,整個世界的危機、動蕩、罪惡和戰爭等等,都是由西方競爭法則造成的,只有用東方文化的和諧共生替代西方文化的死活競爭,用東方文化的公平正義替代西方文化的弱肉強食,世界才有出路,人類才會有命運共同體。

  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需要特別強調一點,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個偉大口號,這個口號讓我們站在了世界道義的制高點,站在了人類政治文明的前列。只有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人類放在一個地球村里,才能結束數千年來的爭斗殺伐,才能獲得永久和平,否則就永遠擺脫不了獸類社會。馬克思就認為目前這種互相殺戮的社會不是人類社會,而是獸類社會,人與人之間不應該像獸與獸之間那樣互相殺戮,只有消滅了互相殺戮的社會才屬于人類社會,只有消滅了互相殺戮的歷史才是人類歷史,而迄今為止這種互相殺戮的歷史只能算作是人類的史前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作用,就是要把目前這段歷史變成史前史,而建立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依靠的,就是和諧共生的東方文化。

  能否以和諧共生的東方文化取代你死我活的西方競爭文化,在擁有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當今時代,這個問題越來越迫切了。今天人類社會的軍事技術與以往相比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旦核戰爭爆發,整個人類是將同歸于盡,沒有一個贏家,甚至沒有一個人能活下來。今天的世界已經承受不起大國之間的戰爭了,因為大國之間一旦爆發戰爭就是核大戰,就是人類滅亡之日。所以人類必須在毀滅之前,找到一條和諧共生的道路,就是東方文化的道路。現在的全球化網絡化和虛擬化發展,也為人類的和諧共生創造了物質條件。是我們所講的第二個要求。

  第三個要求,就是共享經濟將會取代私有經濟而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

  可能有些同志會問你為什么不說公有經濟呢?因為我們經過這么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發現,公有制經濟很難操作,蘇聯就是沒操作好垮臺的;中國也是因為沒操作好,所以干脆廢除了。中央20171231號之前就廢除了全民所有制經濟,把全民所有制改成了股份制,加之八十年代廢除了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九十年代的產權改革又消滅了城鎮的集體企業和全民所有制的中小企業,中國公有制企業已經不復存在,全都變成了國有制和私有制。

  現在我們很多人是把國有和公有混在一起了,其實國有和公有是兩個概念。全民所有制財產是咱們大家的,國家替咱們管理,國家是總經理,咱們是老板。國有經濟的老板是國家,不再是咱們老百姓,國家既是老板也是總經理,集總經理和老板于一身,經濟上和咱們老百姓已經沒有了關系。所以此前的國家外匯局官員,才會針對老百姓對購買美國國債的質疑反駁說:這些外匯都是國家的,和老百姓沒關系。他說的對,那是國有,不是民有。

  由于國有資產是由國家官員來管理和處置,無論此前的全民所有制還是現在的國家所有制,都會演變為官僚集團占有制。蘇聯為什么沒有搞私有化改革就垮臺了?就是因為蘇聯老百姓發現這些資產完全歸官僚支配,與老百姓無關,所以就不干了,要求實現真正的公有制,而實體經濟又沒有辦法共同占有,最后就只有一個辦法,把全國資產做分子,把全國老百姓做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瞬間清零,國家也就徹底完蛋了,最終在社會主義的葬禮上實現了每人一份的真正公有制

  毛主席搞文革,也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建國后毛主席逐漸發現,如果把公有制變成官僚集團占有制,就會形成黨內資產階級,就會再次陷入周期律,形成一個剝削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集團,一種剝削方式代替另一種剝削方式。但是由于實體經濟無法解決全體人民直接占有的問題,還是要由國家官員和企業官員來代表大家占有和管理公有資產,毛主席所能做到的就是把國家官員和企業官員置于老百姓的直接監督之下,賦予老百姓罷免這些官員的權力。從邏輯上來講這樣做沒有問題,但是在實際過程中卻很難操作,由于掌握公有資產的官員代表全民利益,而每一個老百姓都代表個人利益,這樣官員就可以通過否定每一個老百姓的辦法,進而將所有老百姓全部否定。這也是文革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可見,究竟怎樣解決全民共同占有的問題,避免形成蘇聯那種實際上的官僚集團占有制,毛主席到最后也沒有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主要是受實體經濟限制的結果,不是哪個人的個人能力能夠解決的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發現,與網絡相結合的共享經濟有可能達到公有制經濟所要達到的目的,起到公有制經濟所要起到的作用。因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全民共享生活資料,只要能夠達到生活資料共享的目的,全民所有制的作用也就實現了。既然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一直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休,那就干脆繞過這個問題,直接實現生活資料的共享。就如同廚房里做飯一樣,有兩種方式:一個是資本主義做飯方式,一個是社會主義做飯方式,但是兩種方法根本扯不清楚。后來老百姓就想了一個簡單辦法,我不管你廚房飯是怎么做的,是按照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方式做出來的,我只要求一塊吃,這一下問題解決了。整個世界隨之進入了共享時代。

  我們總是講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共享經濟來取代公有經濟,就是人民群眾的偉大創舉,它反映了社會文明的進步包括革命本身也在進步,革命的文明也在不斷升級換代,由公有經濟向共享經濟的飛躍,就是革命的文明不斷進步和飛躍的的一個表現。當然,共享經濟是在公有制經濟遇到問題時產生的一種飛躍,它本身并不排斥公有制經濟,只是對公有制經濟作用的一種替代和完善,就像高級形式包含低級形式但并不排斥低級形式一樣,共享經濟包含公有經濟的作用同樣不排斥公有經濟,不僅不排斥,一旦與公有制經濟相結合,共享經濟將會獲得迅速發展,把整個社會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目前公有制經濟遭到挫折的中國正在出現共享經濟,而沒有進入過公有制經濟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則在發展公有經濟。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如同一個女人厭倦了一個男人,千方百計要擺脫這個男人,可是另一個從未接觸過這個男人的女人,卻在拼命追求這個男人。中國企業正在私有化改革的道路上迅跑,美國企業卻在公有化改革的道路上奮進,目前美國實行員工持股制度的老企業已經超過90%,新興企業達到100%,簡直就是一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如果我們把中美兩國的企業改革畫在一個坐標系上就會發現,它倆恰好在倒著走,中國在搞私有化改革,美國在搞公有化改革。不光是美國,整個西方國家都在搞員工持股制。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員工持股制度簡單說就是一種集體所有制,企業股份歸全體員工所有,但不是直接分給個人,更不像中國這樣是把企業股份直接賣給個人,是把股份劃分到員工名下,由員工統一持股,員工離開企業不準帶走,死后不準親屬繼承,因為這不屬于個人資產,而屬于集體資產。與目前中國搞的員工持股制度完全不同,目前中國引進的員工持股制度,恰恰是被美國所拋棄的員工個人持股制度。員工持股制度最偉大的地方,就是解決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不公平。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不公平,就是企業資本從小到大既然是全體員工共同創造的,但是卻永遠屬于老板個人所有,員工到死都是兩手空空。比如微軟公司從最初20萬美元發展到最后5000億美元,全都是老板(包括其他股東)個人的,與員工沒有任何關系。而員工持股制度則解決了這個問題,企業的發展成果歸全體員工所有,員工最后退休時不單有退休金,還有一部分股份資產,可以繼續從企業獲得分紅。企業就像老伴兒一樣,陪伴員工一直到死。公有制經濟的偉大就在于此。

  目前習總搞的雄安新區就有可能會走共享經濟這個道路,雖然目前的咨詢機構和智囊機構偏愛私有制經濟,共享經濟只字不提,沒有形成共享經濟探索的輿論氛圍。但就目前規定的雄安新區的財富分配方式而言,就是只能共享,不能私有,比如房屋只能租賃,不能買賣。這是一種典型的共享方式。如果雄安新區能夠形成共享經濟的社會主義試驗區,將會開辟一個了不起的新時代。為此,最近我們專門寫了一個篇幅很長超過上萬字的關于雄安新區共享經濟的文章,但愿能夠為雄安新區共享經濟的發展起到作用。

  2、國家之間競爭出現了三個根本特點

 

  以上是我們講的社會大變革時期的三個根本要求。現在我們再談談歷史大變革時期國家之間競爭的三大改變,也就是網絡時代國家之間競爭變化的三大特點。三大特點應該是我們看待和處理對外關系的基礎。

  第一,它改變了國家之間競爭的內容。國家之間競爭的內容永遠是利益,但是由于各個時期財富的性質不同,所以爭奪的對象也不同。農業社會的特點是財富與土地相聯系,土地是財富的主要內容,國家之間爭奪的主要是土地。老百姓拋棄大清王朝主要原因就是大清王朝總是割地賠款,被俄羅斯就劃去了380萬平方公里。后來老蔣也是因為守不住國土,日本人一進來就丟了大半個中國,14年抗戰老百姓對蔣介石看得透透的,失望得透透的,所以打跑了日本人以后,隨即便推翻了蔣介石。

  后來工業社會特點是財富和市場相聯系,誰擁有了市場,誰就擁有了原材料,誰就能夠賣商品賺錢,誰就能夠資本擴張,誰就能夠發大財,相反,誰丟掉了市場,你就會陷入絕境,所以國家之間爭奪的主要對象就是市場。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的幾乎所有戰爭,全都是為了爭奪市場,兩次世界大戰就都是為爭奪市場爆發的。

  而在今天的信息社會,財富的存在方式再次發生了變化,財富主要不再是和土地相聯系,也不是和市場相聯系,而是和規則相聯系。雖然土地和市場仍然與財富有關,但是已經降低到了次要地位,財富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主要是由規則決定的。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就主要集中在規則的爭奪上,誰掌握規則的制定權,誰就掌握了財富的分配權,財富也就歸誰先占有。所有國際斗爭越來越圍繞著規則展開,無論是經濟制裁還是戰爭沖突,斗爭的焦點都是規則的爭奪。將來的戰爭也必將是爭奪規則的戰爭。這是經濟全球化時代財富爭奪的根本特點。在這個問題上,當前中國要特別注意,在國際斗爭中寧可犧牲當前的利益,也絕不能犧牲規則,對此代表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

  這次特朗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最要命的就在這個地方。特朗普表面看來跟中國打貿易戰,用貿易戰的形式迫使中國接受了很多不平等的規則。而貿易戰這個東西隨時都可以取消,現在就可以取消。特朗普隨時下個命令,關稅就降下來了,戰爭就停止了,一切就煙消云散了。但是,中國所接受的這些規則,卻固定下來了,不會隨著貿易戰的消失而消失!你看,臺海規則,被特朗普打著貿易戰旗號改變了,《美臺旅行法》恢復了美臺之間的官方關系;2019年美國國防授權法,在恢復美臺之間的軍事關系,甚至規定了美臺在適當時機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幾乎就要把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簽訂的《聯合公報》徹底推翻了。但是中國卻只忙著打貿易戰而沒太管這事,等到貿易戰打完了,這些規則也形成了,到時候再后悔也就晚了。

  再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出臺了二十二條二十二條要命的地方在于,它取消了幾乎所有領域對外資的控股比例限制。這不僅會危害到國家經濟安全,更深層的危害在于,它意味著中國老百姓將會失去國家的歸屬感。我們為什么要愛國?我們為什么要設立國界?就在于在這塊屬于我們的土地上,我們享有主人的一切權利,而外國人卻不能享有這些權利,這就是國家存在的意義。如果說外國人到這個地方來和我們享有的權利完全一樣,那國家對我們還有什么意義?只要看看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態度,就會明白這一點。不僅強國是這樣,弱國也是這樣,許多發展中國家旅游景點門票價格外國人遠遠高于本國人,有人曾調侃說在韓國賣冰棍外國人的各種費用都比本國人高。

  而且其中有一些重要領域一旦丟掉相當可怕,后果不堪設想。比如說金融,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一旦被外資控制了,整個國家財富也就等于被外資控制,中國就會在整體上變成國際打工仔。

  還有網絡,如果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那么網絡則是現代社會的神經系統。整個社會的輿論生態,國家意識形態的基本導向,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都與網絡控制權有關系。現在為什么我們左翼愛國力量,我們毛派的日子這么難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內5大門戶網站都控制在外資手里。這就導致了本來應該屬于國家中堅力量的左翼愛國力量,始終處于邊緣化狀態。這里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把自己國民的發言權交給外國人來管理,由外國人來決定本國老百姓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這樣下去政府不僅會失去輿論控制權,還容易失去歷史合法性。本來公司就不應該管理公民的言論權,現在不僅把公民的言論權交給公司來管理,甚至交給外國公司來管理,交給新浪和騰訊這些外資公司來管理,那就更加不應該了。

  特別是稀土,這次我注意了下,稀土也取消了控股比例。稀土的生產過程,大家可能不了解,那簡直是個可怕的地獄,濃煙滾滾遍地焦土,污染重得簡直是無法形容。所以美國的稀土儲藏量僅次于中國,但是美國很少開采本國稀土,世界第一的稀土消費量主要靠進口解決,并且主要從中國進口。正是因為稀土生產的污染極其可怕,過去我們一直呼吁,呼吁國家對稀土生產配額進行嚴格限制,并且配額要逐年減少。這次我們放棄了對外資的控股限制,外資可以隨便進入,一旦被外資控股,形成壟斷,后果將不堪設想,這里的可怕不是指污染,而是因為稀土是制造尖端武器不可或缺的重要戰略資源。

  國家電網也是取消了投資比例限制,電網取消控制,大家知道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再也不敢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打仗了。現在中國 2/3的自來水已經落入外資手中,如果電網也落入外資手中,水電一旦出了問題,國家將不戰自潰。就拿華北來說,50米以上的地下水已經被污染,幾乎已經沒有了干凈水。現在老百姓用的都是深水井,一根鐵管子直插到幾十米甚至百米以下用電動機抽水喝,一旦華北電網出了問題,在北京夏季如此炎熱的情況下,估計最多堅持一個星期就會徹底崩潰。

  過去我們老百姓有句話叫做:小難進城,大難下鄉。小難進城很好理解,因為城里有軍警,能夠維護社會秩序。大難為什么下鄉呢?因為農村有樹有草有水,即便是斷絕了一切物資供應,靠著吃草吃樹皮喝井水也能活下去。而現在地表水已經變成了毒水,地下水要通過電力才能夠抽上來,一旦電力出了問題,大家只能死路一條。

  通過上面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出今天規則的爭奪有多么重要,一旦接受了他人的規則,特別是敵對國家的規則,等待國家的將只能是災難,這就是我們講在規則上千萬不能讓步的原因。

  在規則爭奪上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別重視,就是今天的國際規則都是過去幾百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形成的,隨著社會進步和發展中國家的逐漸覺醒,越來越多的規則已經很難實行,并且帶來的副作用越來越大。美國的聰明就在于看到了這一點,正在不斷放棄這些舊規則,最近特朗普變成了退群專業戶,頻頻退出各種國際組織,就是想卸掉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那些舊規則的包袱,盡可能把這種包袱轉嫁到他人身上。而此時的中國恰好傻乎乎地接過了這些舊規則的包袱,美國只要退出一個群,我們就進去當群主,這等于是為幾百年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規則在背書,把它們卸掉的包袱背在自己身上,這樣做絕對不行,將來會吃大虧。

  現在我們也應該像美國那樣,把所有的國際規則和國際組織全面梳理一遍,對我有好處的我就留在里面;對我沒好處的,要么退出,要么潛水冷處理,堅決不當群主,不和舊規則拴在一起。當今世界正處于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歷史大轉變之中,新舊規則正在交替,誰和舊規則聯系在一起誰就會被淘汰,誰和新規則聯系在一起,就擁有光明的未來。我們也應該像美國那樣,拋棄舊規則,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新規則。

  現在看來,兩年前我們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舊規則體系,有可能是被美國設計誤導的結果。2016年我們一位副總理到美國去,申請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表示一定要成為這些規則的遵循者、完善者和捍衛者。結果就是中國一加入這些規則,美國馬上就開始放棄這些規則。這個變化值得中國高度警惕和認真思考。

  以上就是國家之間競爭的第一個變化,國家之間競爭的內容改變了。

  第二,改變了國家之間競爭的決勝力量。網絡時代國家之間競爭的決勝力量,不再像以往那樣是軍事力量和科技力量,而是道義力量。道義力量將是未來大國之間決定勝負的最根本力量。20世紀以及此前決定國家勝負的主要力量是軍事、經濟和科技,歐洲憑借工業革命率先擁有了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力量,結果就是成為世界中心數百年,所謂中東、遠東的稱呼,就是以歐洲為中心劃出來的。

  隨著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未來道義力量將成為取代其它力量的主要力量。這也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一個飛躍,在繼續用軍事力量決定勝負必然會導致人類同歸于盡的情況下,人類文明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就是決定勝負的不再是軍事力量,而是道義力量。就有可能避免人類最終走向自我毀滅。這主要是由網絡化和全球化兩個方面因素決定的。

  網絡化和全球化的發展,把整個世界放在了一個房間里,形成了信息和輿論的世界一體化,整個世界在信息上融為一體了,哪個地方先進,哪個地方具有道義,大家立場就會涌向哪個地方。美國有統治階級,有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中國也有統治階級,也有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究竟是美國利用中國的老百姓,還是中國利用美國的老百姓,就取決于誰在道義上占有上風,誰在道義上占有上風,就會擁有本國老百姓和對方老百姓的支持,就會成為最后的贏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能光靠警察和網管來解決問題,而是應該主要依靠道義力量,光靠警察和網管來解決問題,不僅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最終還會加劇矛盾。  

 

  我們現在總是防著美國顛覆我們,我們為什么不去顛覆美國?就是因為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能夠顛覆美國的道義力量。毛澤東時代我們天天顛覆美國,那時候美國黑人一鬧事,毛主席天安門城樓發個聲明,黑人一把大火把美國燒了個遍;美國大學生一出現反戰運動,中國就支持,反戰運動席卷全國,長盛不衰,一代美國青年都卷了進去,被稱為垮掉的一代,美國政府實在受不了了,跑到中國來求情,要求毛主席放美國一馬,幫助美國政府從越戰中解脫出來。毛主席講幫你可以,但你得把臺灣還給我,美國說沒問題,便把臺灣還給了我們。中美聯合公報就是這樣來的。后來主席逝世,美臺關系逐漸又恢復了,等于是又把臺灣拿了回去,變成了美國制華的一個棋子。

  當時毛主席的道義力量,國內就是依靠大民主,國際上就是實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外交原則,從而把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了,形成了中國的強大力量。今天我們搞一帶一路就面臨著一個依靠什么來捍衛這個局面的問題,一帶一路那么長兩條線,海上一條,陸上一條,幾萬公里,幾十個國家,一把投資撒下去,靠什么來保障?西方國家數百年來的海外投資,一直都是靠武力來維持的,也就是所謂的持劍經商,美國就是一個代表,誰觸犯我利益,我就用航空母艦打你,薩達姆想改變石油美元的貿易規則,用歐元代替美元進行石油貿易,威脅到了美國石油美元的利益,隨便找個借口就把薩達姆滅了。今天我們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不走暴力崛起的道路,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海外利益,只有依靠道義力量來維護。如果我們既沒有武力維護,又沒有道義維護,那我們一帶一路的巨大投資就只能泡湯。

  那么怎樣才能形成強大的道義力量,把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都團結在自己周圍?答案只有一個,就是要擁有世界先進的政治文明。先進的政治文明永遠是世界各國人民追求的燈塔,誰擁有這個燈塔,包括本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就會朝向誰擁護誰,誰就會擁有天下無敵的決勝力量。相反,如果誰在道義上落后,在政治文明上落后,那么誰就會失去包括本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連本國人民都會成為對方的力量,就會陷入被動的維穩地位,就會永遠處于防范狀態。而這種對內防范會導致矛盾越來越尖銳,發展到最后,很可能就會出現中國甲午戰爭之前的那種狀態,一些老百姓甚至把侵略者當成解放軍。

  甲午戰爭時東北有些地方就出現過老百姓打著旗號歡迎日軍,就是老百姓已經不把晚清政府當作中國人看了,所以接受了日本一個天才戰略家宗方小太郎提出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后來這個口號又被孫中山接了過去,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口號),幫著日本人推翻本國政府。當時日本人用這個口號就是在借用道義力量,把自己打扮成中國人,而把中國政府說成是外國人,成功蒙騙了許多中國人,實現了把中國的國家與國民隔離開來的戰略。這個教訓我們必須認真汲取。

  可是現在最讓我們擔心的,就是我們在對待國際國內問題上只講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科技力量,就是不講道義力量。只要打開媒體看看就會發現,除了我們這些人在講道義力量之外,沒有任何人講道義,講得全都是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如果說這個叢林法則用來對付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有必要的話,那么用來解決國內問題就不應該了,解決國內問題絕不能只講武力不講道義。

 

  比如說這一次鬧得全國沸沸揚揚的P2P,就是網絡平臺爆雷、垮塌,就反映了這一個問題。P2P是一種網絡募集資金的平臺。這種金融公司是政府號召的,當時國務院號召萬眾創新、大眾創業,作為金融創新搞起來的。執照是政府頒發的,我們國家金融執照是相當嚴格的,只有國務院、央行才有權批。如果說咱們國家金融執照人人都可以領,就像賣冰棍一樣,那么這些金融災民出了問題,就只能怨你自己,不能找政府,可現在執照是政府發的。監督機構是政府設的,中介機構也是政府管理的。怎么出了事卻說和政府無關呢?老百姓之所以去投資,就是基于對政府的信任,相信是經過政府審查的,由政府管理的,絕不會是騙子公司,所以才會去投資,怎么出了事政府能說不管呢?我們老百姓之間介紹個生意,介紹個朋友,介紹個對象,出了問題還要負責,怎么政府審查批準的金融機構騙了老百姓的錢,政府就沒有責任呢?這在道義上說不過去啊!

  特別是在現代政治文明的條件下,這類事件對國家信用和形象的打擊,可以說是最致命的,最具毀滅性的。我們比較一下資本主義的美國,大家就會看到我們今天在道義和政治文明上的差距有多大。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道義和政治文明方面應該比美國更加先進,可實際上卻落在了后面。為幫助大家能理解這個問題,我簡單介紹一下美國證券市場的監管規則,因為時間有限,多了不講,只講三條。

  第一條,美國股市的有罪推定制度。有罪推定是和無罪推定相對立的司法原則。有罪推定也叫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原告不需要提供證據;無罪推定則相反,原告必須有證據法院才受理,中國現在實行的就是無罪推定。本來無罪推定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可是后來隨著股市的發展,大家發現隨著虛擬經濟和社會關系越來越復雜,我們根本拿不到莊家的證據,窮人根本拿不到富人的證據,百姓根本拿不到官員的證據,患者根本拿不到醫院的證據。繼續實行無罪推定,就等于是保護犯罪,打擊老百姓。是美國率先進行司法改革,把無罪推定改成了有罪推定,美國這個司法改革主要是吸取了中國60年代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結果,當時中國的四大就屬于有罪推定。

  實行有罪推定,股民和莊家的關系就完全倒了過來。股民不再需要證據,只要看到股票異常造成了自己虧損,就可以把券商和上市公司告上法庭,然后回家睡大覺,由券商和上市公司到法庭上去自證清白,證明不了就要賠償股民的損失。如此以來,中小股民的利益便得到了保證,莊家因為得不償失,就不會再來股市上興風作浪了。而我們國家實行無罪推定,股民要打官司就必須有證據,國家規定只有公安部門才有權到股票交易所取證,普通股民根本拿不到證據,也就無法打官司捍衛自己利益,只有白白挨宰而無可奈何,等到被宰的實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去找證監會找政府部門鬧事,而鬧事就要被打壓,結果最后是人財兩空,賠了夫人又折兵。

  現在已經不僅僅是股市施行有罪推定了,而是在向各個領域蔓延,已經由美國蔓延到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中國,可是奇怪的是,有罪推定是在美國股市最早出現的,可是傳到中國來之后,只有醫療等其他領域實行,而唯獨最應該實行的股市卻不實行有罪推定。這反映了中國西化過程中的一個很大弊端,又是有利于老百姓的東西從來不西化,西化的永遠是不利于老百姓的東西。

  第二條,就是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也是從中國吸取的方法,就是根據矛盾的不同性質,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同一個案件,如果是沒有道德品質問題,就采取事故性賠償,就是損失多少賠多少;如果是道德品質有問題,則實行懲罰性賠償,執行賠償的原則就是全部賠光,徹底鏟除你下次犯罪的經濟能力。這種懲罰性賠償對于惡意犯罪者來講,特別是對于富人來講,簡直比地獄還要可怕,所以對罪犯的震懾力特別大,能夠起到預防犯罪的強大作用。

  而且美國的懲罰性賠償還有一點與中國不同,就是不是國家罰款,而是向受害者賠款。這個東西對富人的壓力特別大,如果你是仗勢欺人,那么進法庭時你還是富人,出來時你就變成了窮人,而被你欺負的那個窮人,卻擁有了你的財產,變成了富人。這種打擊的心理作用要遠遠大于國家罰款。所以無論是美國的官員還是老板,很少有人敢像中國的官員和老板那樣,挑著大拇指頭說:不服氣你就去告,愛上哪告上哪告,老子等著你。為什么不敢這樣說,是因為怕招來懲罰性賠償。美國律師和中國律師也不一樣,主要收入來源是靠打官司賠償提成,這就決定了美國的律師都愿意替窮人告富人,一旦官司打贏將會獲得巨大提成。美國通用汽車案,律師團替受害者狀告通用公司,賠償提成就超過20億美元。如此巨大的利益,使美國律師像瘋狗一樣眼睛緊緊盯住美國富人,巴不得美國富人欺負窮人,給自己一個發財致富的機會。

  第三條,就是實行公民陪審團制度。陪審團制度在西方歷史上已經有了數百年的歷史,中世紀時期是貴族陪審團,由貴族決定有罪無罪;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變成了專家陪審團,由專家決定有罪無罪;現在則變成了公民陪審團,由老百姓決定有罪無罪。這也是從美國率先開始的司法改革,主要是吸收新中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結果。因為后來美國發現,專家陪審團一大缺點,就是總是為富人說話,總是站在窮人的對立面上,并且玩弄法律概念,不講道德,最終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對立,所以才實行公民陪審團制度。  美國的具體做法就是,用老百姓身份證搖號的辦法,搖出陪審團成員,就像我們彩票搖獎一樣,由他們來決定有罪還是無罪,法官根本沒有投票權,只有在陪審團確定有罪后,才啟動法官這個專業人士進行具體處罰,如果陪審團判決無罪,則當庭釋放,法官一句話都不能說。顯然,說到這里大家就會發現,這就是當初中國的群眾判案,就是被精英批判幾十年的法盲判案。公民陪審團的最大積極作用,就在于它的群眾判案和法盲判案!法盲判案的最大優點就是因為是法盲,不懂得法律,只能按照世俗道德來判定有罪無罪,這就保證了法院判決和群眾要求的一致性,保證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這個來自于中國、形成于美國的司法制度的最偉大地方就在于此。

  不過在此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美國這些改革并非是為了讓人民群眾當家作主,而是為了保證資本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如果不顧老百姓死活,天天逼得老百姓革命造反,所有資本家就都無法安穩賺錢,只有讓老百姓越來越舒心,社會才能穩定,大家才能發財,所以美國的司法改革才吸收中國大眾民主的因素,逐漸向著公平正義的目標轉變。

  而當今中國在司法建設方面最大的問題,就是提出法律不講道德法院判決不要受輿論影響這兩個口號。法律不講道德,就會悖逆天理;法院判決不顧輿論,就會違背民意。這樣下去,就會把依法治國變成惡法治世,最終走向現代人類文明的反面。所以法律一定要講道德講民意,這本來就是我們中國的治國之寶。新中國法院的死刑判決書永遠都有一句話,就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可見民憤民意,判處死刑的必要條件。這個必要條件反映了當時中國司法制度的巨大道義力量。

  以上通過對美國司法制度改革的介紹,大家可以看到,道義力量正在成為現代社會最根本的力量,成為現代國家政治和法律的支配力量,誰在這方面走在前面,誰就會成為最后的贏家。這是網絡時代國家之間競爭的第二個變化——道義力量是最終決定勝負的根本力量。

  第三,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世界各國精英集團率先形成了一體化,形成了利益共同體。這第三個變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是發展中國家老百姓遭遇到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可怕現象。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精英集團通過超越國家的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越來越密切地走在一起,正在朝著世界統一領導集團的方向發展,這種世界范圍內精英集團的聯合,對發展中國家老百姓來講將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網絡化、虛擬化形成之前,財富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行分配的,各個國家的精英集團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并且國家利益大于精英集團的階級利益,只有保住國家利益,才能保住精英集團的階級利益,所以當國家遭到入侵時,精英集團會率領人民奮起抵抗,保衛國家。而在經濟全球化、網絡化、虛擬化的當今世界,各個國家精英集團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發生了根本變化,國家利益不再大于精英集團的利益,也不再與精英集團的利益相一致,甚至越來越形成了對立,就必然會造成精英集團為了維護階級利益而犧牲國家民族利益。這就是我們講發展中國家老百姓可怕的地方。  

 

  為什么精英集團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會發生分離和對立?主要是全球化、網絡化、虛擬化在財富流動的特點決定的。網絡時代經濟越來越虛擬化了,形成了世界范圍內的瞬間流動,只需要一秒鐘,財富和資本就可以從世界這一頭到達世界另一頭,就可以從這個國家配置到另一個國家,精英集團的利益也就會隨著資本從這個國家投向另一個國家,而從這個國家轉向另一個國家。世界哪個國家有利益,財富和資本就會流向哪個國家;財富和資本流向哪個國家,精英集團的利益就和哪個國家聯系在一起,哪個國家就會成為精英集團的新國家。如此以來,精英集團的利益就不再與國家和民族相聯系,而是與財富和資本的國際流動相聯系,與財富和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統一配置相聯系,于是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精英集團便有了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在利益上脫離了各自原有的國家。全世界精英集團就是由此聯合起來的。

  為什么說全世界精英集團的聯合對發展中國家的老百姓特別可怕呢?是因為世界各國精英集團的聯合也像股份制企業的股東一樣,是按照原有國家大小和資本規模來劃分權益的,美國國家實力最強大,資本力量最強大,自然就是世界精英集團的老大,而發展中國家的精英集團處于從屬地位,得罪不起老大,不能到老大的家里去發財,就只有犧牲本國利益,與老大等世界強國先瓜分了本國利益再說,必然會造成發展中國家老百姓的特殊災難。  

 

  可能有一個概念大家比較熟悉,就是中美國,這是2007年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提出來的。他講,中國和美國雖然在地緣上是兩個國家,隔著一個太平洋,但是在利益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共同體,一個新型經濟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就如同一個家庭一樣,男人負責掙錢,女人負責花錢。中國就是這個負責掙錢的男人,專門生產財富;美國就是這個負責花錢的女人,專門消費財富。弗格森解釋的這個中美國運行機制,就回答了多年來中國人反復問過無數遍的那個問題——為什么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那么便宜,便宜到了不是一件一件地買,而是一打一打買的程度,甚至買一打的錢在中國都買不到一件,并且這么便宜換來的外匯還要去買美國國債,又原封不動地送還給了美國?就是在中美國這個共同體中,中美兩國的不同地位造成的。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被認為是百年未遇的大危機,遠遠超過了1929——1933年大危機,可是如此巨大的危機卻沒有像1929年到1933年大危機那樣,造成老百姓的巨大災難,而是該吃就吃,該喝就喝,老百姓不但沒有跳樓自殺的,反而在沙發上喝著啤酒看著電視里的老板跳樓自殺。為什么老百姓會這樣不受影響?就是因為它的超市里仍然物美價廉,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量消費品如同長江大河般滾滾流向美國,無論金融危機多大,都不影響老百姓的生活。為什么這些財富會流向危機的美國,而不是流向當時經濟繁榮的中國?就是因為美國是世界精英集團的老大,處于中美國食物鏈的上層。

  我們一直講,全球化有弊有利。全球化的最大的優點,就是它讓世界看到了結束戰爭、結束苦難的希望,提供了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全球化的災難,就是在這一天到來之前,可能大家要忍受一段很長的痛苦,這個痛苦就是全世界的精英階級聯合起來了,而全世界的老百姓還沒有聯合起來,已經聯合起來的精英階級就可以用全世界精英階級的力量,來集中對付某一個國家老百姓的力量,這就注定了老百姓的任何反抗都沒有希望。  

 

  那么我們怎么辦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借助于網絡,形成一個統一的理念,以此來喚醒中美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把中美兩國的老百姓聯合起來,用聯合起來的99%對付聯合起來的1%,我們就能夠改變整個世界。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網絡時代重要的不是組織,而是理念,只要有了這個統一的先進理念,就可以通過互聯網形成排山倒海、改變世界的巨大力量。這是我們一定要記住的網絡時代社會變革的根本特點。現在看來,還是馬克思說的對,單獨一個國家搞不了社會主義,單獨一個國家實現不了公平正義,歷史證明了單獨一個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首先解放全人類,然后才能解放勞動者自己,社會主義才能成功,公平正義才能實現。

  歷史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有起點,是要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才有希望。好在網絡社會把全世界精英階級聯合起來的同時,也提供了把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的物質基礎。接下來需要做的,就是我們這些具有先進理念的理想主義者,要通過互聯網把先進理念的火種撒到全國和全世界老百姓當中去,形成全世界統一的變革力量,消滅精英民主和精英政治,建立大眾民主和大眾政治的嶄新時代,否則,老百姓的解放就無希望。單憑一個國家老百姓的力量就能夠實現自身解放的歷史,已經結束了。

  這樣一說,可能大家會感到很絕望,因為今天把中國一個國家老百姓團結起來就很難很難,就夠讓人絕望的了,在一個國家團結起來還不行,還需要全世界老百姓團結起來才能解決問題,豈不是讓人更加絕望!雖然現實問題的確讓人很絕望但是我們作為理想主義者,特別是青年理想主義者,仍然需要肩負使命,在黑暗中探索,是我們理想主義者的天然宿命。

  就目前來講,我們理想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要警惕世界精英集團形成后中國精英集團成沉船派的問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問題。以往中國歷史上的階級斗爭,都是爭當船長的斗爭,國共兩黨殺得天昏地暗,都是為了爭當船長,而沒有一方是要把這個大船沉掉。而今天不是了,情況完全變了,出現了一個新特點,就是斗爭的一方不是要當船長,而是要把中國這艘大船沉掉。之所以要把這艘大船沉掉,就是那些官僚集團的貪腐資產,那些資本集團的原罪資產,只有把中國這艘大船沉掉,滅亡這個國家,他們的貪腐資產和原罪資產才不會有人追究,才能獲得永久安全。

 

  李鴻章在這個方面給后來中國的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樹立了一個很壞的榜樣。李鴻章的資產基本上都是貪腐大清王朝的,如果大清王朝還在,李鴻章的貪腐資產早晚會受到追究。后來大清王朝滅亡了,也就再也沒有人追究李鴻章的貪腐資產了,李鴻章的親屬后代,才能無憂無慮地享受這些資產,悠哉悠哉地生活在世界各地。這就啟發了后來中國的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只有把中國這個國家徹底搞垮,把這艘大船徹底沉掉,他們的貪腐資產,他們的原罪資產,才能完全保住,他們的親屬后代才能永久享有這些資產。于是他們便無怨無悔地走上了沉船派的道路。這是當今中國的一大特點。

  前面我們講了人類社會第三次歷史轉變的大背景,以及這個歷史轉變給當今世界帶來的幾個新特點新變化。我們在看待當今世界的時候,必須從這個大的背景下來觀察這個問題,否則很多問題看不清楚弄不明白。這是我們講的當今世界變化的特點。

  二、當今中國所處的歷史轉折點

  下面我們就講講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站在人類歷史轉變這個大背景下看中國,中國的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我們十多年來一直堅持的那個基本觀點,中華民族走到了崛起或毀滅的十字路口。往正確方向走幾步,就是崛起,就是復興;往錯誤的方向走幾步,就有可能毀滅。

  (一)中華民族崛起的有利因素。中華民族崛起的因素概括起來有幾個方面: 第一,我們擁有未來世界發展的方向——大眾政治文明。大眾政治取代精英政治,是21世紀是人類社會歷史轉變的主題,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潮流,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方向,誰走在人類政治文明的前面,誰就是未來社會歷史的引導者。目前美國所出現的各種大眾政治文明的萌芽,全部來自于中國,全部來自于毛主席率領中國人民的偉大探索,對于中國的崛起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愿望,同時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是中華民族崛起最首要的因素。

  第二,中華民族是東方文化的載體,只有中華民族復興,才會實現東方文化的復興。東方文化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內在依據,中華民族復興是東方文化復興的前提,二者相互依賴,不可分離。前面已經講過,西方你死我活的競爭文化已經與網絡時代的生產力發生了激烈沖突,越來越不共戴天,越來越把人類帶入死路,人類社會要求盡快用東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導地位,用和諧共生的東方競賽法則,取代你死我活的西方競爭法則。這是中華民族崛起的第二個因素。

  第三,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政治理想主義的網民,為適應網絡社會的發展要求。雖然網絡創造了大眾政治文明的物質基礎,但是網絡本身并不能創造大眾政治文明——就像機器創造了憲政文明的基礎,但是機器本身并不能創造憲政文明一樣——它需要關心國家大事,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才能創造出與網絡社會相適應的大眾政治文明。而當年毛主席發動文革,就是要創造一大批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政治理想主義者,毛主席所創造的首批理想主義者,恰恰適合了今天網絡社會發展的要求。大家看看今天的網絡就會發現,全世界所有其它國家的網絡,除了發布商業信息之外就是談情說愛,只有中國的網絡,在談論國家大事,在談論世界發展,在談論人類社會終極問題。正是因為中國網民熱衷于討論政治問題,熱衷于討論國內重大問題、重大政策,熱衷于討論國際重大問題世界發展方向,特別是熱衷于討論這對中國的影響和中國對世界的作用,不分白天黑夜都在對包括中國政策在內的各國政策指手畫腳,評頭論足,所以中國才產生了專門刪貼的網管部門。

  第四,也是許多人經常忽視的一點,就是中國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世界最大國家。也只有我們能夠完成重建社會主義的任務。八十年代末一聲槍響打掉了全世界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可是經過這二三十年轉了一圈才發現,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人類向往已久的共同富裕和公平正義,所以歷史的指針又開始撥向社會主義。無論原來就是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還是西方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美國,以及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小國,全都從不同角度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才是擺脫各種困難的唯一出路。

  就拿俄羅斯來說,俄羅斯能夠扛到今天,能夠以只相當于中國廣東省GDP,重返世界強國地位,與美歐組成的強大北約相抗衡,所依靠的就是社會主義遺產——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水電氣等等,正是這些社會主義遺產,把俄羅斯人民緊緊團結成為一個拳頭,團結在普京周圍,俄羅斯才能夠渡過幾次金融洗劫,形成越來越強大的今天。如果不是依靠這些社會主義因素把人民團結起來,俄羅斯早就分崩離析,被西方解體了。普京深深理解這一點,所以無論財政多么艱難,哪怕是到了崩潰邊緣,也絕不同意取消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普京的鋼鐵性格,不僅僅是表現在對美國和北約的態度上,更主要的是表現在捍衛國內老百姓利益上。

  美國同樣也是在全面吸收社會主義因素,前面講過了,美國的共同訴訟制度和員工持股制度,就是吸收中國社會主義因素的結果。只可惜這些原本來自于中國的東西,從美國又返銷中國后卻完全改變了性質,比如員工持股制度回到中國后,在私營企業變成了是把股份賣給員工而不像在美國那樣是分給職工,并且員工可以隨意買賣,完全失去了把員工利益和企業利益捆綁在一起的作用,而在美國員工股份屬于集體資產,員工個人不得買賣,包括死后兒女都不準繼承,因為這是集體資產。最可怕的是員工持股制度返銷到中國來后,變成了瓜分國有資產的手段,國有資產是全民資產,不是國有企業職工的資產,所以國有企業職工無權進行瓜分。西方的好東西到了中國就走樣,就變成了壞東西,這是讓人十分痛心的地方。

  古巴、朝鮮等小國能夠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幾十年的制裁下而屹立不倒,更是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對人的勞動積極性和物質生產力的巨大激發作用,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巨大的激勵作用,對國家凝聚力和戰斗力的保障作用,這些國家就不可能頂住國際社會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制裁而堅持到今天。

  但是,雖然俄羅斯、美國、古巴、朝鮮等這些國家從不同角度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走向世界的明天,可是如果沒有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抗著社會主義的大旗,整個世界即便是浪子回頭也不知回到哪里,現在有社會主義中國這個大國存在,全世界社會主義因素的復活,就有了一個依靠的中心,就有了一個帶頭大哥。中國至今仍然扛著社會主義大旗的意義就在這里。

  以上四條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幾個積極因素。

  (二)目前中國崛起的不利因素。

 

  中國人講危機,把危險和機遇看成是一體,大危險大機遇,小危險小機遇,沒危險沒機遇。目前中華民族的崛起和復興,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機遇,同樣也會面臨著最大的危險,就像蟒蛇脫皮,春蛹化蝶、小雞脫殼一樣,能夠脫殼而出,就是新生,就是飛躍,就是崛起,就是復興;相反,就是死亡就是毀滅,不可能再有第三種選擇。造成目前中國或者崛起或者毀滅的不利因素,是悖逆世界發展潮流,脫離先進政治文明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經濟的私有化問題。剛才講了美國90%以上企業都變成了員工持股制度的公有制企業,其實不僅是美國,全世界都在搞公有化改革,這是生產力發展強制推動的結果,任何國家任何制度都不可抗拒。可是現在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在進行私有化改革,悖逆世界發展潮流,會加劇社會貧富兩極分化。中國私有化改革主要是人們對經濟高速發展產生誤解的結果。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央集權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大大降低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成本,由此形成了高速發展,而絕不是私有化的結果。但是由于人們認識不到這一點,誤以為是私有化造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所以越來越堅持私有化改革的方向。

  二是福利保障的市場化問題。全世界的福利保障都在朝著國家化方向發展,印度GDP只相當于中國的1/10,人口和中國差不多,堅持實行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俄羅斯GDP只相當于廣東省,堅持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古巴朝鮮等國家不僅看病住院不花錢,甚至住院吃飯都不花錢,家屬看護病人還要發工資。與此相比較,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作為帶動一帶一路65個國家發展的中國,堅持廢除并一直拒絕恢復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強行這樣做,老百姓就無法共享發展成果,并且還會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尤其會失去老百姓的國家歸屬感,一旦發生對外沖突和外敵入侵,老百姓很容易把國難看成是官難,袖手旁觀看熱鬧,這是歷代國難的一個重要根源。

  三是全面否定文革的問題。前面我們講了,美國以及當代出現的多個先進政治文明,都是來自于六十年代對大眾民主和大眾政治的探索,今天美國等國家的成功實踐證明了中國文革探索的大眾民主和大眾政治,對于網絡社會相適應的先進的政治文明,是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潮流。如果我們意識不到這一點,繼續全面否定文革,就會連同大眾民主和大眾政治這個先進的政治文明一起否定掉,你就會走向歷史的反面,就會被歷史所拋棄。這是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極大問題,當今中國最致命的問題。

  四是轉基因問題。多年來我們就一直堅持呼吁,轉基因技術是當今最偉大的科學技術,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技術,是消滅階級差別的最根本技術,我們必須集中力量研究這個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爭取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轉基因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夠消滅人類社會的階級差別,也能夠消滅人類自身,成為種族滅絕的工具,基因武器比核武器更加可怕的原因就在于此。而基因武器的唯一平臺就是轉基因主糧,所以我們對于轉基因主糧必須保持高度警惕,絕不能把主糧轉基因化,以維護中華民族的種族安全。2016年俄羅斯立法全面禁止種植和養殖轉基因動植物,全面禁止進口轉基因食品,就反映了轉基因對種族安全和種族滅絕方面的巨大作用。

  三、當今中國的政治問題

  正是因為存在上面這些正反兩個方面的不同因素,所以我們才講中華民族現在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崛起或毀滅的十字路口,關鍵就取決于往哪邊走了,特別是在以下四個根本政治問題上怎么選擇,將最終決定我們的命運。這四個問題就是:第一,對內公平和對外擔當的道義力量問題;第二,強化政府三統身份的問題;第三,中央集權與民權相結合的問題;第四法律和天理的問題。下面我們就談談這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對內公平和對外擔當的道義力量問題。中華民族復興選擇的是和平崛起道路,和平崛起依靠的是道義力量。道義力量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國內來自于公平,國際來自于擔當。有了這兩條,就能夠站在世界先進政治文明的前列,就能夠占領世界道義的制高點。所以公平和擔當應該成為目前實現民族復興最首要解決的問題,像以往那樣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必須徹底放棄了。

  首先,就國內公平而言,必須把公平問題上升到首要問題。中國經過這幾十年發展的最大代價,就是犧牲了公平問題,形成了貧富兩極分化。現在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也具備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特別是在虛擬經濟條件下,解決公平問題已經十分容易,不再像在實體經濟條件下那樣如此困難。

  比如這座大樓,在實體經濟條件下咱們大家共同占有很困難,總不能一人幾塊磚幾塊預制板地進行分配吧?只能選出一代表來代替大家占有和管理這個大樓來,那么誰才有資格來代替大家管理和占有這個大樓呢?只有一個人有資格,這就是國家。可是國家要代替大家來占有和管理這個大樓,我們就要賦予國家管理和處罰每一個人的權利,否則他就無法完成大家的委托。當我們賦予了國家這個權力以后才發現,事情完全走向了反面,不但失去了這個大樓的所有權,甚至連我們自身的命運都落在了這些官員的手里。蘇聯東歐老百姓就是因為這個才拋棄了社會主義的,才平均分配了全國的公有資產,返回私有制道路的。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垮在這個悖論上——財產由資本家支配,老百姓一無所有;財富由官員支配,不僅在經濟上一無所有,甚至還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

  現在虛擬經濟,把這個悖論,這個難題解決了。雖然這個大樓的實體咱們大家沒辦法共同占有,但是這個大樓的價值咱們可以共同占有,以股票債券和資產證券的方式來共同占有,大樓100萬,在座100人每人1萬,問題就解決了。當然每人1萬不是分給個人,否則就變成了私有制,就不是共同占有的公有制了,而是大樓的股權劃分到個人,作為年底分紅和享有發展成果的依據,平常有公共資產管理委員會來集中管理,國資委還存在,只是換了塊牌子。可見建立在網絡基礎上的虛擬經濟,完全能夠實現社會公平,再加上網絡又提供了每個人都能夠發表政治訴求的公平條件,公平的時代已經到來,也將成為歷史潮流。

  特別是對目前正在普及的智能化和自動化來講,不僅為財富占有和政治權力的公平創造了條件,也還為消滅舊的分工所造成的階級差別也創造了條件。人類從產生以來就有三種壓迫:自然壓迫,政治壓迫和分工壓迫,其中分工壓迫是最深刻的壓迫。農業社會消滅了自然壓迫,工業社會正在消滅政治壓迫,分工壓迫最難消滅。勞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又屬于分工壓迫,分工壓迫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絕不亞于自然壓迫和政治壓迫,比如今天所有人體美的特征都是不勞動的特征,像柔軟白嫩等等,所有丑的特征都是勞動的特征,像粗壯皮黑等等。而隨著智能化和自動化的發展,人類就會從體力生產勞動中擺脫出來,大家都變成相同性質的勞動者,實現從經濟到政治到審美的全平等,特別是再加上基因技術的發展,人們在身體審美上的外在差別也將會完全被人類所掌握。

  可是如果不消除不平等社會條件,那么智能化和自動化的發展,給老百姓帶來的將只能是災難,因為在資本控制的社會條件下,智能化和自動化給老百姓帶來的將只能是災難——失業,如果階級統治再與基因技術相結合,那么人與人之間的政治差別將變成物種之間的差別,一旦變成物種之間的差別,人類的所有文明都將徹底格式化。所以公平在今天已經不再是一個合不合理的問題,變成了人類生死存亡的問題,華爾街運動的那個著名口號沒有公平就沒有和平,就反映了公平在今天的重要意義,與我們中國老祖宗說的一樣殺盡不平方太平。大家看一下今天西方選舉就會發現,今天政治家忽悠老百姓的口號已經變了,不再是民主自由了,而是公平正義了,奧巴馬就是一個典型,以前的美國總統,喊的都是民主自由,而唯獨奧巴馬喊的是公平正義。

  與此相比較,中國在公平正義的問題上已經落在了后面,現在越來越強調的不是補貼窮人,補貼百姓,而是強調的是補貼企業特別是補貼民營企業,強調的是維護民營企業的利益,民營企業也就是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補貼民營企業也就是補貼富人,補貼老板,這與當今世界公平正義的潮流是相反的。當然,中國強調維護和補貼企業是歷史沿襲下來的客觀原因,這就是過去我們國家的企業都是公有制企業,公有制企業代表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國家站在企業立場是完全正確的。可是現在企業已經私有化了,從數量上講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已經超過了企業總數的百分之95以上,除了一萬多個國有企業之外,幾十萬家企業全部私有化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站在企業立場上來管理社會,那就等于是站在富人立場上、站在外國人立場上來管理社會了,是用財政的錢補貼企業,等于是用窮人的錢來補貼富人了。

  其次,是關于國際擔當問題。中國要崛起,要復興,要建設一帶一路,要帶領世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要對外有擔當,對外敢擔當,對外能擔當!敢于為正義擔當,敢于為朋友擔當,敢于為弱者擔當。絕不能只講利益,不講道義,更不能畏強欺弱。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是帝國主義的外交原則,是不講道義的外交原則,這個外交原則絕不適合于崛起和復興的中國。這次中美貿易戰,美國那么欺負中國、刁難中國,可是全世界很少有人替中國說話。為什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不敢擔當。

 

  比如去年之前在朝鮮問題上,中國就差點兒犯下顛覆性的致命錯誤。美國整朝鮮明明是對中國來的,因為中國一直把朝鮮看作是自己生死相依的兄弟。明代以來,中國人民就一直和朝鮮人民并肩作戰,抵御外寇侵略,最初是抵御日本侵略,后來又是抵御美國侵略,1950年在剛剛建國那么危機的情況下,還要冒著巨大風險抗美援朝,就是因為朝鮮一旦落入敵手,中國將很難獨立,更難發展。近代以來中國兩次亡國大難都是從丟掉朝鮮開始的,中國真正站起來也是從抗美援朝勝利開始的。

  可是后來我們卻和美國站在一起制裁朝鮮,把朝鮮所依賴的中朝貿易的三條生死線全部掐斷——經濟貿易、空中航線、關閉鴨綠江大橋,由于朝鮮85%以上的外貿都是對華貿易,如此以來朝鮮幾乎已陷入絕境。幸虧此時特朗普犯了一個錯誤,他認為朝鮮已經必死無疑,中朝之間的敵對關系已經形成,朝鮮已經沒有選擇,必然會倒向美國,于是便宣布與金正恩會談,把中國徹底推入陷阱。此時中國才發現上了當,立刻打電話邀請金正恩訪問,金正恩三個月三次訪問中國,中朝才又恢復了傳統友誼關系,才在掉入懸崖的最后一刻拉了回來。

  朝鮮問題上中國為什么差點落入陷阱?不是一個認識問題,朝鮮的重要性連慈禧太后都能認識到,我們能夠認識不到?主要是一個膽量問題,敢不敢碰硬的問題。俄羅斯之所以能以廣東省的GDP而重返世界強國,是因為敢于碰硬。車臣問題就相當于臺灣問題,美國警告中俄兩國不能動武,只能和平統一,俄羅斯不信邪,釆用武力解決了車臣問題,中國臺灣問題一直放到今天沒有解決;克里米亞半島就相當于釣魚島問題,美國對中俄兩國發出戰爭警告,不準中俄兩國收回,俄羅斯仍然不信邪,豎起核武器發射架奪回了克里米亞半島,中國的釣魚島仍然在日本行政控制之下。

  最近,特朗普借著中美貿易戰的掩護,干脆恢復了已經中斷40多年的美臺官方關系和軍事關系,這意味著臺灣將更加漸行漸遠,對中國道義形象的打擊是致命的,如果我們連自己國家統一的任務都因為不敢碰硬而實現不了,又有誰敢站在中國一邊?特別是對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來講,如果他們一旦看到中國不敢碰硬,很可能就會轉而對中國進行敲詐,迫使中國花錢維護一帶一路的穩定,如此以來中國將會吃大虧。

  第二,強化政府三統身份的問題。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政府應該是三統代表的化身,三統集于一身,一個都不能缺,這就是:政統代表,法統代表,道統代表。在政治上是政權一統的代表和化身,在法律上是法權一統的代表和化身,在道德上應該是道德一統的代表和化身。國家作為政統的化身必須代表和維護本國的利益;作為法統的化身必須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作為道統的化身必須代表天理人倫。

  最近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不管人們怎么看,其實質就是在強化美國政府的三統身份。在國際問題上美國第一,而不管國際規則是什么;在國內問題上強調絕大多數利益第一,而不管精英說什么;在道統問題上強調政府要講誠信,要為人民服務。國際社會之所以看不慣特朗普,包括美國精英的各國精英也看不慣特朗普,就與他加強政府的三統身份有關。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最近有個美國企業叫特斯拉,宣布要到中國來,還沒建廠,中國就宣布了對它的優惠政策,它和中國企業享受同樣的補貼。這個補貼哪兒來的?就是我們老百姓的,是把本來應該補貼我們孩子上學、補貼我們老百姓看病的錢,補貼給美國老板了。它是世界跨國公司,根本不應該也不需要我們政府補貼,我們政府財政資金應該用來補貼我們的窮人,補貼那些上不起學、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況且美國政府從來就不補貼中國的企業,不僅不補貼,還把中國公司往死里整,中興、華為就是典型。對國內私營企業,補貼的更是厲害,從金融、財政到稅收各個環節,各種名目繁多的補貼多如牛毛,老百姓什么補貼都沒有,很容易陷入失望。改革就是從取消對老百姓的價格補貼開始的,逐漸取消了全部補貼,現在這些補貼都轉到了富人身上。

  這一次小崔事件為什么會轟動全國,得到那么多老百姓的支持?就是大家對影視界暴露出來的富人不納稅感到惱火。無錫、霍爾果斯、東陽三個城市公開宣布影視公司不納稅,全國的影視公司、明星大腕都上那兒去注冊公司。本來所得稅是用來調節貧富的稅收,是一種劫富濟貧的手段。革命和造反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到,政府如果不出面劫富濟貧,老百姓早晚有一天就會自己劫富濟貧,一旦老百姓自己起來劫富濟貧,整個富人社會都會完蛋。維護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長治久安,西方國家便擔負起了水泊梁山的任務,通過繳納收入所得稅劫富濟貧,把富人的一部分錢拿過來補貼窮人。可是我們反其道而行之,富豪不納稅,老百姓能不憤怒嗎?

  這次中美貿易戰大家才注意到,我們每年都在對外國人發出口補貼,一年出口補貼是13900多億,與全國醫療總費用14000億大體相當,等于是我們把相當于全國醫療總費用這么多錢補貼給了外國人,也就是說如果取消這些對外國消費者的補貼,會有助于我們實行免費醫療。大家去美國去歐洲都會發現,那里的中國商品很便宜,為什么中國生產的商品漂洋過海賣到美國歐洲,反而比中國本國價格還要便宜?就是中國發放出口補貼的結果,在中國賣100元的褲子賣給美國50元,差額50元由國家發出口補貼,這50元補貼給了美國消費者。這種事情久而久之,中國老百姓就會對政府產生懷疑和失望。

  對政府三統化身的問題上,當今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就是要強化政府的道統身份。道統身份決定了政府不僅是國家的統治者和管理者,還是整個社會的道德表率,起著教化社會道德的作用,歷朝歷代所倡導的兵用奇,朝用正,就是說政府要堂堂正正,要講信用,可以說服百姓,也可以壓服百姓,但是不能像欺詐敵人那樣欺詐百姓,不能在做人做事上坑蒙拐騙,搞偽劣假冒。中國數千年來之所以實行王權和皇權的專制,不是專制老百姓,而是專制官員,強制各級官員要起道德表率作用,不能坑蒙拐騙,欺詐百姓。以前中國腐敗的最大危害還不是個人貪腐,而是地方官權泛濫,不講倫理道德,不講誠實信用,在政策上坑蒙拐騙,在制度設計上制假造假。當今中國民間的道德倫理就是這樣崩潰的。

  第三,中央集權和民權相結合的問題。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加強中央集權,擴大百姓民權,約束地方官權,限制外來洋權。十八大以來中國最突出的政治成就,就是在加強中央集權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十九大后又邁出了一步,廢除任期制就是標志。在廢除任期制這個問題上,現在國際社會唧唧歪歪,有許多質疑和不滿,我們在接受西方記者采訪這個問題時,一直結合歷史和現實給他們講,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好事。

  但是,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它的歷史作用取決于它落在什么基礎上,與什么相結合。如果落到民權基礎上,與民權相結合,就會把歷史推向前進,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相反,一旦落到官權或者資本基礎上,形成中央集權與地方官權相結合,或者與資本相結合,就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自十八大以來我們就一直呼吁,在邁出了加強中央集權這第一步之后,必須要及時邁出第二步,就是擴大民權,把中央集權落實到民權基礎上,形成中央集權與民權相結合的政治體制,以此來制約地方官權和資本的泛濫,避免官權和資本的過度泛濫,導致社會動蕩,最終毀掉民族復興的大業。

  首先,就是有堅決防止和避免中央集權和地方官權相結合,形成中央集權與官權相結合的政治模式,這是歷史上最可怕的一種政治模式。中央集權就是為了防止官權過度泛濫而設立的,封建社會之所以規定官員最高只能當到宰相,而永遠不能達到權力頂峰,就是為了防止官權因為失去約束而泛濫成災,所以才在官權之外建立一個皇權制度,讓皇權凌駕于官權之上,形成對官權的約束力量。這就明確告訴了整個官僚集團,天下不是你們的,國家不是你們的,而是皇家的。而皇帝和老百姓又是一體的,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損害天下百姓的利益,就是損害皇家的利益,作為皇帝要追究;同樣,損害了皇家利益就會天下大亂,老百姓就會最倒霉,所以老百姓才會主動維護皇家利益。這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重約束體制,把官僚集團緊緊夾在中間,有效防止了官權所顧忌的任意泛濫。

  現在有一個令人十分擔心的趨勢,就是地方官權的皇權化,這是中國歷史上十分罕見的一種可怕現象,就是表面上看好像是官權服從于皇權,地方服從于中央,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小皇權,地方官僚的權力甚至超過了以往的皇帝。大家看《水滸》中皇帝找小姐,都要費盡周折,并且沒有一個皇帝和官員能給小姐烏紗帽的,可是現在一個七品芝麻官,就能夠把寶貝兒從床上培養到主席臺上。可見這些官員的權力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了古代的皇權。

  其次,就是要堅決防止和避免中央集權與資本相結合,從中央集權與資本相結合的政治模式,這種模式必然導致天下大亂。在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中,資本是最強大的力量,西方國家是通過政府、資本、勞工這個循環三角形來實現相互制約的,一旦形成資本與中央集權相結合,勢必先借用中央集權把民眾變成只知干活的純粹牛馬,然后再反過來解體中央政權,最終導致天下大亂。或許會有人說,資本做大以后可以建立西方那樣的憲政模式,現實和歷史都決定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方面,就現實因素來說,西方國家的資本力量是以革命者的身份走上歷史舞臺的,所以能夠形成那種相互制約的社會約束機制;而當今中國的資本力量是帶著原罪走上歷史舞臺的,這種原罪身份決定了他們必然是對上反對政府,對下蹂躪百姓,不可能接受任何約束。另一方面,西方國家自古以來就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制約模式,當初西方皇權和教權雙峰并立,兩大權力集團在互相抗衡過程中,都去拉攏知識分子,這就在客觀上把知識分子變成了第三個集團,形成了互制約的三角關系,西方國家的三角制約就是由此形成的。

  在上述這個三角關系當中,知識分子這個集團力量最弱,它要同教權和皇權兩大集團相抗衡,只有借助民眾的力量,而要借助民眾的力量,就必須要替民眾說話,這就在客觀上把知識分子和老百姓結合在了一起,這就是西方知識分子總是替老百姓說話的原因。這種結合也使知識分子保持了歷史先進性和強大力量,總是站在老百姓立場上批判資本,成了約束資本的強大力量,所以西方從來沒有像中國這樣要求重視知識分子的口號,知識分子本來就很強大,根本不需要要求別人重視。

  而中國科舉制度雖然為個別知識分子創造了出將入相的發展道路,但是卻從整體上消滅了知識分子,官僚學者集于一身,知識分子變成了純粹的附庸,有本事有出息的知識分子如岳飛、包公、陳世美等可以出將入相,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差一些的知識分子,便跟著黃世仁、南霸天當狗腿子當師爺去了;徹底被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則在馬路上去擺攤兒寫個狀子、寫對聯,很難養家糊口。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總是依附于官員和富人當走狗的歷史原因,由于走狗大家都看不起,所以全世界唯有中國才出現了要求重視知識分子的口號。

  正是由于中國知識分子的天然缺陷,所以在今天中國也出現了權錢學三種力量,三種力量不僅沒有互相監督,反而是權錢學三種力量聯合起來對付老百姓,老百姓更加無望。過去肩頭上扛著一個官僚集團,現在肩頭上扛著官僚、資本、知識分子三個集團,怎么能不更加無望?所以中國無論如何都不能走資本民主、西方憲政這條道路,不是說這條路不好,而是因為根本走不通。

  可見,當今中國只有第三條路可走,只有第三種模式可以選擇,就是實行中央集權與民權相結合的政治模式。實行中央集權,才能保證國家的強大統一,才能夠抵御外來侵略,才能夠實現民族復興;擴大民權才能夠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才能夠煥發斗志昂揚的精神面貌,這個國家才能夠無往而不勝。那么中央集權如何與民權相結合呢?目前來看主要把握這么幾個方面。

  一是與網絡社會相適應,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民主權利,在接受和完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把四大民主權利納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形成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其實,今天的網絡輿論已經形成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基本格局,如何順應和規范這種大眾民主的發展,是對現代國家特別是對中國最嚴峻的考驗。

  二是在制度、法律、政策以及章程的制訂、實施監督的全過程中,全部由人民大眾進行參與,把大眾民主落實到立法、司法、執法的全過程。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的歷史實踐都證明,如果人民大眾只是參與立法過程,只是參與制度、法律、政策和章程的制訂,而不參與實施過程,那么再好的制度、法律、政策和章程,在實施過程中也會變形,甚至會完全走向反面,所以人民大眾必須參與所有事物從制訂到實施的全部過程。

  三是用大眾民主原則吸收、改造和升級西方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比如我們倡導的大眾民主三原則,就是吸收、改造和升級西方民主制度的結果。這個三原則的具體內容是:1,大眾民主不僅要約束權力,同時還要約束資本,把權力和資本同時關進籠子里;2,大眾民主不僅要用選票約束國家最高領導人,同時也要約束頂頭上司,約束頂頭上司比約束最高領導人對老百姓來講更加重要;3,大眾民主不僅要擁有選舉權,同時還要擁有罷免權,后者更加重要。從以上三原則的內容大家可以看出,三原則的前半部分完全繼承和保留了資本主義憲政民主的內容,后半部分則是增加了社會主義大眾民主的內容。兩者相結合才是完整的民主權利。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社會主義不是否定資本主義民主,不是不要資本主義民主,而是要把資本主義民主擴大到全體人民,并且賦予人民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多更大的民主權力。

  在此大家一定要注意,凡是否定資本主義民主的人,無論他的馬列主義口號喊得有多響,也肯定是徹頭徹尾的政治騙子。再說一遍,馬克思講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性,不是說資本主義民主是假的,而是說它只限于資產階級內部,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要把過去只有資本家享有的民主權力擴大到整個社會全體成員。可是那些紅色精英卻抓住馬克思說的虛偽性這三個字做文章,把資本主義民主說成是假的壞的東西,加以全盤否定,結果就是不僅老百姓沒有見到社會主義民主權利,甚至連資本主義民主權利也被剝奪了。所以今天那些所謂紅色精英,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反動更加落后的奴隸制的殘渣余孽,是奴隸制而不是封建制,因為他們在民主權利這方面退得比封建社會還遠。他們所賦予老百姓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權利, 遠不如《水滸》中武大郎的權利。

 

  由于大眾民主繼承和包含了以往社會的全部民主要素,特別是包含了資本主義憲政民主的全部內容,所以是當今社會最先進的政治文明,只要我們擁有了這個最先進的政治文明,我們就擁有了強大的道義力量,在這種強大道義力量的感召下,根本不需要武力和金錢,我們就會成為全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成為政治文明的表率,成為全世界效法的榜樣,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就會形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自然就會形成引領世界發展的老大,重現過去中華萬邦來朝那種盛景。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國家的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都能夠用大眾民主運動和大眾民主革命制止本國精英集團發動戰爭的野心,中國的和平崛起自然就會變成現實,并且會成為以后國家崛起的普遍形式。

  第四,恢復天理和法律的正確關系。這是當今中國一個特別重大的問題,無論是對內恢復內聚力、重建民族精神,還是對外的國家道德形象來講,這都是當今中國生死攸關的一個大問題。雖然當今社會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等各個領域矛盾很多,但是天理和法律顛倒一個最深層最根本的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其它所有矛盾都解決不了,因為一個沒有天理的社會,所有問題都會失去是非對錯的判斷依據,所有法律法規法則都會變成擺設,甚至會變成作惡的工具,社會唯一通行的法則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西安房產案就是典型。西安市由于去年以來房價暴漲,價格翻了12倍,有個開發商去年采用非法手段8000元一平米賣掉的房子,一看今年漲到了25000元,馬上撕毀售房合同,到法院狀告自己去年非法銷售房屋,銷售合同屬于無效,要求把房子收回按照現在的價格重新銷售。這種荒謬的要求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受法律保護,甚至還會遭到嚴厲處罰。所以古往今來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出現過如此荒謬的現象,因為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無論多么荒謬,都沒有突破天理這個底線。可是西安法院就突破了這個底線,喪盡天良地判決開發商勝訴,把老百姓已經漲到25000元的房子,按照8000元的價格又判給了開發商。結果就是違規欺詐賣房的開發商發了大財,而被欺詐的買房老百姓卻因被判決敗訴而丟掉了住房,并且許多老百姓由于西安市今年政策的變化還失去了買房的資格。

  這就是中國喊得響徹云霄的法律不講道德的惡果,再次印證了我們多年來的那個基本判斷,就是法律不講道德,法律必然成為作惡的工具。這個案例最典型不過地說明了為什么現在中國各種坑蒙拐騙偽劣假冒的違規犯罪現象越來越多,就是因為犯罪成本極低,完全等于零,而且現在降到了零之下,犯罪不僅不付出代價,不僅沒有風險,不僅沒有成本,甚至還會帶來收益包括連自己都難以想象到的巨大收益;相反,被欺詐老百姓的維權成本卻越來越高,甚至高到了不僅要付出錢財,還要付出坐牢甚至喪命的地步。這就徹底改變了法律的性質,法律本來是弘揚天理、弘揚道德的,因為天理是軟的,道德是軟的,而法律是硬的,法律有國家機器做后盾,能夠維護道德和天理,所以古今中外才形成了我們一直倡導的道德為本、法律為用的鐵律。可是在當今中國,法律卻成了違背道德、悖逆天理的工具,整個司法界和主流社會都在高喊法律不講道德判決不管輿論,結果就是法律變成了惡人作惡的工具,徹底摧毀了社會的道德倫理體系。

  中國的倫理道德,古往今來最黑暗的時候,包括五胡亂華時期、包括晚清、包括北洋政府時期、包括民國,都從來沒有被摧毀過,過去只是官場腐敗不講道德,但是整個社會并沒有腐爛,民間一直講道德,社風一直相當淳樸。現在則不僅僅是官場腐敗,最可怕的是整個社會都腐爛了。這種社會機體的整個腐爛,就是法律不講道德,不講天理的結果。中國數千年來無論社會政治怎么變化動蕩,民間道德體系都固若金湯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天理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法律保障的結果。這也是今天美國等西方國家吸收東方文明的一個精華所在。

  中國的文化是天道文化,道是統管一切的核心,好皇帝是有道明君,大家必須擁戴;壞皇帝就是無道昏君,大家可以替天行道,把它推翻。可見中國人絕不是盲目地忠于皇帝,而是在維護天道。忠于皇帝是形式,維護天道是實質。天理就是最高的法律,法律的根本目的就是維護天理。從東方文明產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毛澤東時代,天理始終大于法律,天理始終支配法律,天理就是最高的法律。法律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維護天理人倫的倫理法;一部分是調節人們日常行為的刑法。與此相適應,犯罪也分為兩種性質,一種是倫理犯罪,屬于嚴厲懲罰的重罪,中國各種殘暴的刑法刑具,就是為倫理犯罪設置的;一種是單純刑事犯罪,一般處罰都比較輕。今天美國司法改革實行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就是來自于中國古代倫理犯罪重于刑事犯罪的法律。

  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個十惡不赦的說法,十惡不赦的意思就是有十條罪惡不能赦免,這十條罪惡主要就是倫理犯罪。為什么倫理犯罪不能赦免,刑事犯罪可以赦免?因為刑事犯罪危害的是少數幾個人,而倫理犯罪危害的是天下所有人,所以必須重罰,不能赦免。《水滸》中武松殺了兩人,只是判處流放;王婆一人沒殺,被凌遲處死。就是王婆屬于倫理犯罪,危害的是成千上萬人;武松屬于刑事犯罪,危害的只是一兩個人。法律必須把成千上萬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必須把倫理犯罪看得高于刑事犯罪,輕罰武松,重罰王婆。正是從這一點上來說,當今美國的司法改革抓住了司法建設的靈魂,把天理注入法律,把倫理作為判罰依據,這的確是對中國古代法律和新中國紅色法律最積極的傳承,找到了克服資本主義政治法律種種弊端的正確途徑。

  可是在這個偉大法律原則的誕生地中國,天理人倫、道德民意卻被從法律中清除得干干凈凈。最早是打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號,取消了對倫理犯罪的重罰,不管有無道德品質問題,相同的犯罪結果就進行相同的處罰;后來只干脆徹底取消了倫理法和倫理犯罪,只對暴力犯罪進行處罰,其他所有犯罪都不算犯罪,不僅不算犯罪,反而一概加以保護。比如非暴力強奸不算犯罪,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就屬于典型的背棄東方文化和現代文明。

  中國古代法律和毛澤東時代的法律以及美國現代法律,之所以要把道德和倫理因素注入法律,就是為了避免出現官員和富人不受法律約束只有窮人才會遭受法律制裁的不公平現象。人們支配社會生活依靠三種力量,即權力、財力和體力(暴力);官員依靠權力,富人依靠財力,窮人依靠體力;干好事依靠的是這三種力量,干壞事依靠的也是這三種力量。所以毛澤東時代,無論是憑借權力、財力還是體力,凡是違背婦女意志發生性關系統統都按照流氓強奸罪論處,比如上級與下級發生性關系就按流氓罪論處,因為權力和體力都會達到婦女無力反抗的結果。可是后來八十年代隨著大批官員恢復權利和富人集團的產生,便修改法律規定只有憑借體力違背婦女意志發生性關系才屬于犯罪,憑借權力和財力占有婦女則不再屬于犯罪。進入21世紀后,隨著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越來越多,又進一步規定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只有暴力犯罪才判處死刑。這等于是宣布,只有窮人違背婦女意志發生關系才算犯罪,只有窮人犯罪才判死刑。因為窮人沒有權利和財力,只有體力,不能享有官員和富人才能享有的免死牌。這種不是根據犯罪性質、犯罪結果和犯罪動機,而是按照犯罪身份和犯罪方式來判定有罪無罪和是否死罪的法律,簡直是荒謬之極,什么叫沒有天理?這就叫沒有天理!

  問題在于這種沒有天理的法律條款不是一條兩條,而是多如牛毛。比如40年來多次修改的《婚姻法》,就是一個把婦女變成性奴隸的法律,與其說是婚姻法,倒不如說是玩弄婦女法更加準確。僅僅其中那條關于孽生資產和原有資產一樣都歸婚前一方所有的規定,就特別喪盡天良。所謂孽生資產是指由一方婚前財產所衍生出來的財產,比如夫妻結婚時男方擁有一片果樹苗,結婚后經過女方多年勞動最終結出了一片果實,這片果實就屬于孽生資產,完全歸男方所有,與女方沒有任何關系。如果不是已經邪惡到了極端,決然想象不出這種法律。

  最典型的就是數年前的鄧玉嬌案,鄧玉嬌是湖北一個小姑娘修腳工,遭到三個當地惡官的調戲侮辱,小姑娘一怒之下,揮刀刺殺兩人、重傷一人,按照現行法律規定,犯有故意殺人罪應該判處死刑,可是一旦判處死刑,中國在世界上就會變成一個比中世紀還要黑暗的國家,嚴重損害中國形象。最后在朝野共同呼吁和干預下,以神經病為由無罪釋放了鄧玉嬌。由此可見當今法律已經荒唐邪惡到了何等程度!

  雖然這次毒疫苗案要求槍斃高俊芳的呼聲響徹云霄,但是按照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的現有法律,很可能就不會判處死刑。目前中國正在形成四十年來第二次翻案大潮,第一次是80年代翻政治的案,這一次是翻經濟的案,把這四十年來因違法犯罪被抓被判的那些私營企業老板,也就是所謂民營企業家,全都重新審理一遍,盡可能作無罪處理,今后更是要特別注意,公檢法各個環節都要對民營企業家進行保護。理由是為了發展經濟。但是大家想過沒有,如果把發展經濟放在第一位,那么《水滸》中要殺的肯定是武松,要保護的肯定是西門慶,西門慶就是一位典型的民營企業家。

  這里我們特別要提醒大家的是,千萬不要再跟著那些右翼精英和法律黨喊什么司法獨立了,今天司法界有黨和政府管著,有人大政協管著,他們都能如此胡作非為,草菅人命,顛倒黑白,懲善揚惡,冤假錯案,堆積如山,一旦他們司法獨立了,老百姓豈不是更加倒霉,更加沒有活路?大家看看中國這么多老百姓上訪就會明白這個道理,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國有這么多訪民?就是由于中國的惡法惡官逼得老百姓沒有任何出路,只能選擇進京上訪這一條路。如果再實行司法獨立,把老百姓進京上訪這最后一個希望也給打掉,老百姓可就真的沒有了任何活路!

  在這里或許有人會問,為什么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就沒有造成這么多冤假錯案?這恰恰是多年來我們左翼愛國力量一直呼吁要糾正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依法治國講的這個法,與西方依法治國的那個法,含義完全不同,性質更加迥異。美國、歐洲、法國、日本、韓國、臺灣、香港講的法,是指自然法,也就是我們老百姓講的道德和天理,反映的是老百姓普遍認同的道德倫理;而當今中國講的法是指社會法,也就是由社會強者或者說由社會統治者制定的法律,反映的是極少數法律制定者的利益。可見中國所講的法與世界其它地方所講的法完全是互不搭界的兩回事,自然法是指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沉淀下來的一些行為規則,所以它比較偏向于老百姓,中國老百姓遇到冤枉常常呼天搶地哭喊天哪,老天爺啊!”,就是在呼喚自然法;而社會法則完全不管道德倫理。

  如何把今天中國的法也變成中國古代社會和現代西方國家的自然法,進而變成涵蓋自然法精華的社會主義法,就是包括你們孔老師在內的我們這些人所要實現的目標。

  第五,用群眾維穩模式取代軍警維穩模式。關于當前我國的政治問題,最后我們想談談建立維穩機制的問題,作為我們的第五個問題。當今中國維穩已經成了一個重大問題,甚至已成為頭等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盡快解決,如果一個國家總是處于維穩狀態,總是面臨著維穩這個頭等重要的問題。那么這個國家和平發展經濟還是可以的,但是經不起任何動蕩和戰爭威脅,不僅經不起美國那樣世界霸主要戰爭威脅和沖擊,甚至連小國的戰爭威脅和沖擊都很難承受,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連小國都敢侵略中國且能夠成功侵略中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政府面臨著國內維穩問題,根本沒有力量對外來侵略。這個歷史教訓必須記取,千萬不要重演歷史的悲劇。  

 

  當今中國維穩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群眾維穩模式,毛澤東時代中國實行的就是這種維穩模式,無論是日常的維護社會秩序,還是應付重大社會事件,全都依靠群眾,包括天安門事件那么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由群眾來解決,出動首鋼工人來解決,而不是動用軍警來解決;另一種是軍警維穩模式,就是文革后中國所實行的維穩模式,所有問題都有軍警來解決,不僅不動用群眾,而且把群眾本身作為防范對象,千方百計禁止群眾不經批準而大規模集聚,包括群眾召開一般研討會都在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就這兩種維穩模式來說,是非對錯暫且不論,單純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講,只有群眾維穩模式才能夠真正起到維穩作用;而軍警維穩模式根本起不到長期維穩作用,在人類歷史上依靠軍警維穩成功的先例一個都沒有,蔣介石就是一個典型,一切都靠軍警來解決,可是連一天穩定都沒有實現過。蘇聯的例子更加典型,蘇聯的軍警力量世界是第一,特別是蘇聯的克格勃無孔不入,結果并沒有阻擋蘇聯的亡黨亡國。

  群眾維穩模式的一個最大優點,就是群眾本身就是維穩主體,是維穩的主要力量,它所打擊的肯定是少數壞人,而絕不會把群眾本身作為維穩對象,這就把國與民完全融為一體,把國與家完全融為一體,從而奠定了國家穩定最根本的群眾基礎,99%的群眾穩定了,把國事看成家事,那么整個社會也就穩定了,無論國內出現多大的風浪,國家都會安如磐石,根本無需動用一兵一卒。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天下無敵,為打破包圍圈兩次與美國開戰(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為巴掌大一塊兒珍寶島與蘇聯開戰,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更是不在話下,就是因為群眾維穩機制穩住了國內的結果。而后來實行軍警維穩的最大弊端,就是會逐漸把群眾作為維穩對象,形成惡性循環,形成群眾與政府的對立,最終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壓鍋,雖然能夠做到平靜無聲,但是隨時都會爆炸,整個社會從上到下神經繃得越來越緊,根本經受不起外來的絲毫刺激,面對外來威脅,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妥協。道理很簡單,當官員不知道一旦戰爭爆發老百姓會向誰開槍時,除了妥協之外沒有任何選擇。這是軍警維穩模式的最大惡果。

  比如最近P2P網絡信貸和股市造成的金融災民問題,就是動用軍警維穩模式來解決的,雖然表面上壓下去了,沒有人敢主張敢鬧事”(其實老百姓并非鬧事而是正當要求)了,但是仇恨的種子卻種下了,因為這些金融災民大都是一些老頭老太太或者沒有什么本事的弱勢群體,被騙掉的往往是一輩子的儲蓄,是晚年的所有依靠,雖然弱勢群體容易被打壓,容易被嚇唬住,但是一旦社會有事,一旦有外敵入侵,這種埋入心底的仇恨種子,埋得有多深,時間有多長,爆發力就有多大,足以把整個國防全部炸毀。1萬英軍能夠打敗大清王朝百萬大軍,上千日軍能夠占領中國東北,不足6000日軍能夠占領華北,就是長期軍警維穩在國內民眾中埋下了仇恨種子的結果。這也是同一個人,在國民黨軍隊里槍一響就跑就投降,而在共產黨軍隊里哪怕是渾身被子彈打成篩子也絕不后退半步的根本原因。

  所以多年來我們一直呼吁,要用群眾維穩模式取代軍警維穩模式,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維護社會穩定,而絕不能把群眾作為維穩對象。具體來講,就是建立由黨中央直接領導的群眾維穩組織,從根本上源頭上維護群眾利益,消除群體事件的根源,盡可能做到不出事,少出事,即便出了事,也可以通過強大的群眾輿論和群眾力量,及時化解各種矛盾,并且每經過一次矛盾事件,就會增加一層國家和民眾之間的密切關系,這就會形成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循環,政府越來越依靠群眾,群眾越來越支持政府,最終恢復那種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那種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國家強大狀態。

  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一定要用理想主義來組織群眾和動員群眾,用理想主義紐帶把大家組織起來,千萬不能用金錢來收買群眾支持,因為用金錢收買的群眾,往往都是一些變態齷齪的地痞流氓,而絕不會是擁有正義感和忠誠的群眾主體。收買這些地痞流氓組成網軍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操控網絡輿論,但是從長遠來看,將會從根本上摧毀國家的道義形象。現在這個苗頭就已經出現了,比如用公眾號的巨大利益來收買那些齷齪小人和打擊那些正義人士,就會帶來災難性后果。現在微信公眾號微博等等都會帶來巨大利益,發一篇文章就能夠達到30萬的收入,利益之大超乎人們想象。于是有人便用這種利益杠桿來管理網絡,誰攻擊左翼愛國力量,誰妖魔化弱勢群體,就讓誰的微博和公眾號發大財;相反,就關閉誰的微博和公眾號,讓誰遭受到重大利益損失。中國日漸龐大的五毛黨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些人為了個人撈錢,死死咬住左翼愛國力量和弱勢群體不放,以此來討好黨內貪腐勢力,獲取個人名利。這些五毛黨的危害絕不亞于漢奸。

  好在現在有了網絡,更好在總書記號召各級官員都要上網,這就在客觀上為解決問題創造了條件,只要大家堅持發揚自干五的精神,堅持為正義發聲,堅持為人民發聲,堅持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持讓黨和人民能夠聽到真正的正能量聲音,我們就有希望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就有希望踏上復興的道路。這是我們講的目前咱們國家的政治問題。

  四、當今中國的經濟問題

  下面再給大家講一下經濟問題,其實我們原本應該倒過來,把經濟問題放在前面,因為經濟問題大家比較關心。現在之所以先講政治問題,是因為當今中國比較特殊,經濟問題主要是由政治問題決定的,問題形成于政治問題,解決也要考慮政治問題。目前中國面臨的經濟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發展動力枯竭的問題  現在我們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說起來有很多,但是最首要的問題,是發展動力枯竭的問題——發展動力枯竭了。

  過去這4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并不像現在主流媒體所忽悠的那樣是靠什么改革開放政策。如果改革開放這些東西管用的話,那么我們早在晚清民國時期就已經富起來了,那個時候我們改革開放最厲害,至少比現在改革開放的力度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不僅連外國資本開進了中國,甚至連外國租界和外國軍隊都開進了中國,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登峰造極時期。縱向來看是如此,橫向來看同樣,非洲地區所有國家的改革開放程度恐怕都遠遠超于中國,可是他們卻沒有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如果改革開放真的管用,那么今天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應該是非洲,而不應該是美歐和中國,因為美歐和中國的改革開放程度遠遠低于非洲。

  那么我們是靠什么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呢?

  第一,就是剛才孔老師講的,是靠前30年的積累。這個積累還不僅僅是大家平常所熟悉的物質積累、經濟積累,比如建國后前30年建立的覆蓋大半個中國的農業基礎設施和水利設施,其中僅水庫就有86000座,上屆政府工作報告就承認目前中國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靠著修復了其中7000座水庫實現的。這里大家會問,為什么要修復其中7000座水庫?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承包,大家對包括水庫在內的水利設施只用不修,并且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也無力修復,所以當初留下的8萬多座水庫大部分都被損毀了,我當時插隊時修建的四個巨大機井和直通山頂的水澆地,就全部毀掉了。其實要說浩劫,聯產承包對農業基礎設施特別是水利設施才是真正的浩劫。正是因為依靠過去農業基礎設施的積累,聯產承包責任制才能夠存在下去,當后來農業基礎設施被廢棄之后,農業便再次陷入了困難境地。

  當然,農業基礎設施的積累只不過是很小的一部分,是我們所舉的一個很小的例子,最重要的物質積累主要是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正是因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所有的自然資源才變成了經濟資源,才能夠把這些經濟資源變現為社會財富。非洲的自然資源為什么沒有變現為社會財富?就是因為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自然資源不能成為能夠變現的經濟資源,所以非洲大陸才守著豐富的資源餓肚子。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自然資源能夠全部變現為社會財富,主要是前30年工業積累和科學技術積累的結果,當時我們的科技水平在各個領域都已經接近世界前列,不僅有大家熟知的兩彈一星核潛艇,還有噴氣式大飛機,萬噸巨輪,人工合成生命,以及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完全解決的飛機渦扇發動機問題……可惜后來鄧小平上臺后一聲令下,100多個科技項目下馬,八個國防工業部陷入半停頓狀態,核工業部被逼得用核技術去造白酒。

  關于前30年物質積累方面的文章和書籍已經很多,在此我們不想多說,在此我們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比物質積累還要更加重要的制度積累,這才是中國經濟奇跡般高速增長30多年,開始實現國家崛起的最根本原因。這個制度積累主要是組織資源和道德資源兩個方面。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靠三種資源,第一物質自然資源,第二組織資源,第三道德資源。其中道德資源和組織資源是最強大的資源。為什么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就是道德資源和組織資源不行。小日本、英國,最早資本主義是英國,是個島國,后來亞洲最強的國家是日本,也是個島國,自然資源都是最差,但他們組織資源強大。英國建立日不落帝國的時候才一千多萬人,沒有現在的北京人口多,建立了龐大的日不落帝國,統治全世界。

  組織資源是指社會的組織制度,它是比自然資源的作用更大的經濟發展動力。毛主席留下的一整套組織制度,是保證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經濟高速增長的最根本動力。就拿毛主席留下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來說,它使后來的改革開放只有產出沒有投入。包括農民也是,農民為什么承包以后能吃飽飯,說是因為承包有積極性,這純粹是胡說八道!那是靠著免費的水利設施,覆蓋大部分農村的水利設施,才在農村退回到小農經濟后農民不僅仍然有飯吃,而且還能一年比一年生活得更好。就像剛才所說我當年插隊的時候,水利設施從山底直通山頂,無論是山上梯田還是山下農田,幾乎都是水澆地,農民承包后完全白用,一分錢不交,如何能夠不會連年豐收!可是現在卻是一邊吃著那時種的果子,一邊大罵那個時候只種果樹沒有果子吃,做人怎么能夠這樣!

 

  本來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等,都是社會投入,都是民眾享有的社會投入,而后來不僅不再是社會的投入,反倒變成了居民承擔的社會產出,這一進一出會憑空形成多大的GDP,大家想過沒有?就拿住房來說,過去是國家免費為居民提供住房,不會形成一分錢的GDP,現在的房地產市值已經超過400萬億人民幣,超過全年GDP的五倍,全部算成了經濟發展的產值,并且由于貨幣的濫發,造成這些房產市值天天增長,年年增長,房價十年上漲20倍,就增加了20倍的GDP。可見僅僅房產這一項算起來,就會為社會增加巨額GDP。可是雖然社會GDP上漲了,老百姓的繼財富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這就是所謂GDP的真相。

  第二,就是包括外國人都承認的,毛澤東時代的勞動力紅利。那時候一家五六個孩子,到改革開放時都已長大成人,這些勞動力完全是在白白地使用,沒有任何投入成本,特別是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老百姓只有勞動投入而沒有養育孩子的支出,大量原本是屬于老百姓的巨大消費資金,全都無償轉化成為了國家的建設資金。如此只有投入沒有索取的經濟發展方式,放在任何地方都會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這些勞動力,并非是一般的勞動力,而是經過初級和中等教育培訓的有文化的勞動力,是最適合工業化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數量大、高素質的勞動力,單憑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就能夠創造出如此巨大的經濟增長,那完全是一種神話傳說。不信,大家把這種改革開放政策放到非洲去試一試,就會知道社會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是什么了。

  第三,除了上面兩個制度積累和勞動力紅利的主要因素之外,還有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出賣和變現資源了。多年來我們所講的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基本就建立在出賣和變現資源上。投資招來了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在中國持續開發了近40;出口更是以出賣資源性產品為主;消費同樣是建立在人為破壞和浪費資源的基礎上,過去一把椅子幾塊錢能用好幾代人,現在一把轉椅幾百塊錢也用不了幾年,再加上大量一次性產品,完全是環境和資源的一場浩劫。

  現在全世界跨國公司在中國掠奪性經營幾十年,把中國資源掏空了,環境毀掉了,然后開始紛紛撤離,不僅外資在撤離,還帶著中國公司也在撤離,留下十幾億中國人來獨自承擔對自然環境的巨大返還,自然資源不是被掏空就拉倒的,而是前期掏空后期再返還,人類前期從地球掏走多少,后期就要向地球返還多少,否則人類生存的環境就會崩潰。而這個返還的金額特別巨大,如同天文數字般巨大,可怕之處就在這里,特別是許多環境和資源是不可逆的,一旦破壞將永遠無法恢復。

  當年掏空中國的時候全世界的壟斷資本都在,但在單靠中國人自己能否恢復自然環境,誰都沒有把握,誰都沒有信心,所以大家才拼命向海外轉移親屬和資產,而轉移的結果就是,資源沒有了,出賣和變現資源所換取的財富也沒有了,最終等待大家的就只有苦日子了。所以我們才講中國老百姓的好日子就快要結束了,大家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現在連那些最樂觀的所謂改革派,都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都在感嘆好日子就要結束了,讓大家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連他們都在這樣講,可見好日子的確快結束了。  

 

  回顧40年的改革過程,其實就是一個賣的過程,最初是賣資源賣土地,賣房子賣福利,后來又是賣時間賣預期,房子按揭,債券基金就屬于賣時間,現在什么都賣光了,又提出了新的三駕馬車——教育、醫療、養老,把原本應該屬于社會投入的老百姓的福利待遇,當作帶動經濟的新三駕馬車來發展,這就等于是把中國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也出賣了。本來教育、醫療、養老這些老百姓福利待遇的喪失,是政府為了發展經濟而對老百姓欠下的債,現在應該對老百姓進行償還,可是現在不僅不償還,反而當作支柱產業來發展,這就喪失了基本天理。道理很簡單,把教育醫療和養老當作支柱產業來發展,結果就是學費越高,老百姓越上不起學,經濟發展就越快;中國人病得越多,醫療費用越高,越是看不起病,經濟發展就越快;老百姓越是老得快,養老費用越高,社會老齡化越嚴重,經濟發展就越快。如此以來,請問這種經濟發展還有什么意義?雖然對少數老板來講意義很大,但是對99%的老百姓來講,這種經濟發展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

  特別是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現代文明社會,我們卻把老百姓的福利待遇當作支柱產業來發展,把老百姓本身當成資源來開發,這就完全顛倒了生產和消費的關系,顛倒了人和物的關系,顛倒了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把99%的老百姓當做山川河流和豬馬牛羊等經濟資源來對待了。這會讓世界怎么看待中國?大家會把我們看作是野蠻民族還是文明民族?再與當今世界越來越發展的的福利保障制度相比較,包括中國老百姓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的國家?要知道教育醫療這些東西,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在中國古代社會,都不是作為賺錢的產業來發展的,西方的教育醫療是由教會發展起來的,最初是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后來才發展成為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中國毛主席時代教育醫療百分之百是福利,不花一分錢。現在俄羅斯那么窮,財政那么困難,幾度陷入崩潰邊緣,都沒有取消社會主義制度遺留下來的福利保障。我們這樣干,無論對內對外都無法向歷史交代,更無法向人民交代。

  這是我們講的第一個問題,發展源頭枯竭的問題。這個發展源頭枯竭的問題,絕不是經濟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問題,或者說是不可避免的問題,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如果采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把滿足人民大眾生活需要作為生產目的,那么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免費的范圍就會越來越擴大,自然環境將會越來越美好,就不會形成發展動力枯竭的問題。這是我們講的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第一個問題。

  二,債務危機問題

  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第二個問題就是債務問題。我們現在有多少債務,政府債務、企業債務和居民債務加在一起,再加上11萬億的外債,是240萬億人民幣債務。240萬億,再加上各種民間債務,超過GDP3倍,目前GDP80萬億。許多人講美國人的債務更高,沒問題。但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美國債務和中國債務有很大不同,千萬不要進行簡單類比。美國債務與中國債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不同,這三個方面的不同,決定了美國債務與中國債務的作用和后果完全不一樣。

  第一,美國的債務大都在金融領域,而中國的債務則有相當大一部分是集中在實體企業,實體企業負債高達144萬億。就是為什么今天一講要去杠桿,大量實體企業紛紛破產倒閉的主要原因。銀行去杠桿主要是要求企業還錢,企業沒錢可還,就只能破產倒閉,卷款跑路。而美國的債務都集中在金融領域,所以2008年美國危機我們稱為是金融危機,危機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是金融領域的老板在跳樓自殺,而很少有實體企業的老板跳樓自殺,更沒有工人跳樓自殺。一般美國老百姓都是該吃吃該喝喝,超市里依然物美價廉,老百姓生活并沒有受到危機的沖擊,只是晚上沒事喝著啤酒,看電視里的金融老板跳樓自殺。而以往歷史上所有危機,災難都是落在老百姓頭上,百姓沒了工作,沒了飯吃,沒錢養家,被迫跳樓自殺,再就是實體企業的老板也跟著跳樓自殺。而2008年金融危機跳樓自殺的只有金融老板,因為債務都在金融領域,與老百姓和實體老板沒有太大關系。

  而中國240萬億負債之所以看上去會比美國負債少,不是因為真的比美國負債少,而是因為沒有算上虛擬經濟那一塊負債,如果算上那一塊,負債額將大得難以想象,為什么沒有算?就是因為中國金融領域太亂,國際結算銀行根本就統計不出來。所以企業負債只能計算出實體企業144萬億,金融企業有多少根本不知道,但是按照我們生活常識來看,金融企業的負債額至少要數倍于實體企業的負債額,所以說大家想一想都感到害怕。

  240萬億負債額中還包括40萬億是老百姓負債,股市里至少還有潛在的50萬億老百姓負債,雖然法律上規定股市投資不是債權,企業無需要償還,但是股市里這些老百姓的投資需要有回報,這些回報實際上也是一種債務。因為中國股市與美國股市不同,中國股市漲跌是由政府政策決定的,股市莊家的欺詐是由法律保護的,政府完全是站在上市公司和金融公司的立場上來管理股市的,而不像美國政府那樣完全是站在股民的立場上管理股市的,所以中國股民賠了錢會找政府,而美國股民賠了錢從來不找政府。因為中國政府制定的股市游戲規則不利于股民,而美國政府制定的游戲規則有利于股民,美國股民賠了錢知道到哪里去找回來,自然不會去找政府。中國股民賠了錢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回來,只能去找政府。如此以來,老百姓幾十萬億股市投資,就變成了中國政府實際上的債務壓力。這種債務壓力無論從道理上還是倫理上,政府都是擺脫不掉的。

  比如說前期一個股權分制改革,現在一個企業內部增發,這兩大政策等于是把上億股民賬戶里的錢直接劃到極少數富豪的賬戶里,所以在股市連續多年下跌的漫漫熊市里,中國股市仍然每天都能夠產生億萬富翁,并且由此產生的億萬富翁甚至超過了全世界新增億萬富翁的總和。政府動用國家機器強行這樣干,老百姓虧了錢難道不該去找政府嗎?政府強行規定同一個股票不同的價格,老百姓買一個價格,中外富豪買一個價格,前后價格相差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然后按照一個價格在市場上交易,老百姓又怎么不會虧得傾家蕩產?世界上有哪個政府這樣干過?把老百姓平均15塊錢買的股票,與富豪不到1塊錢買的股票,按照一個價格進行買賣,老百姓能不死翹翹嗎?這樣干不要緊,還起了個名叫改革,誰反抗就鎮壓誰,個人反抗有保安來對付,集體反抗有武警來對付,老百姓賠了錢能不找你嗎?

  多年來我們一直反復講,股市本身有一種凈化功能,因為股市把全國投資者放在了一個房間里,信息傳遞的時滯等于零,任何一個人違規犯罪,全國老百姓在同一時間看得清清楚楚,而不像在實體經濟中那樣,信息傳遞的時滯作用很大,你在北京騙完還可以跑到上海去騙,信息從北京傳遞到上海總是有一個滯后作用,而股市信息沒有這個滯后作用,全國投資者馬上就會知道你是個騙子,所以只要沒有政府的保護,股市中的騙子往往只能騙一次,而不可能連續得逞,特別是股市中不像實體經濟中那樣是一對一的詐騙,而是一個人欺詐成千上萬人,并且是成千上萬非理性的老百姓,一旦暴露會被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活活打死,所以如果沒有政府武力的保護,任何人——除非是神經病——都不會到股市上來冒險欺詐,因為股市欺詐的風險成本太大,大到了與收益不成比例的程度,所以在沒有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很少有騙子到股市上來騙錢。就是香港股市美國股市包括臺灣股市都很干凈的原因。不是騙子不想來騙,而是風險太大劃不來,倒不如在實體經濟中欺詐那樣風險比較低。這是中美債務的第一個不同

  第二,美國的債務主要都是欠外國人的,中國的債務都是欠本國人的,這是中美債務的第二個不同。雖然表面上說起來美國國債20萬億國債,2/3在國內,1/3在國外,僅欠中國三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就有相當于2萬億美元的國債,相當于10多萬億人民幣。而且,由于美聯儲把美國債當成是發行美元的工具,美聯儲持有的幾萬億國債要扣除,扣除后美國國債基本上是一半在國內一半在國外,再加上美元是國際貨幣,2/3在國外流通,又給美國帶來了大量財富和鑄幣稅,實際上抵消了大部分債務,所以美國的債務壓力是很小的,就是這很小的債務壓力美國也無需償還,只要有龐大的航母艦隊在,就可以通過發新債還舊債的辦法讓張三還李四,美國自己一分錢也不用還。

  這就是美國欠外國錢的特點,它可以欠新債還舊債,還可以打開印鈔機印制美元還給你,反正紙幣可以隨便印,沒有任何限制,不像金屬貨幣一樣,還債要拿真實的黃金白銀。其實美國發債本身就是一個白白占用他國財富的游戲,就拿中美之間來說,中國通過出口貿易用商品換取美國的美元,由于美國設計的美元年年貶值,中國為了防止手里的美元貶值,而又不愿意購買商品便宜本國老百姓,就只能去購買美國國債,用國債利息來補償美元貶值的損失。只是如此以來,中國又把用商品換取的美元,原封不動送還給了美國,結果就是中國錢財兩空,中美貿易的結果兩手空空;美國則是錢財兩得,既得到了中國的商品,又收回了購買中國商品的美元,完全是空手套白狼,一分錢都沒有花。中美之間的這種貿易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對中國毫無意義的財富游戲,通過這種游戲不斷把中國創造的財富白白輸送到美國。可見美國的所謂債務,本身就是掠奪他人財富的一種工具,對美國只有利益沒有壓力。這里或許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要這樣干?因為中國那些精英從這種財富游戲中個人會得到好處,所以寧可國家白白損失,也愿意把財富白白輸送到美國,當然只是國家白白輸送,這些精英個人卻不是白白輸送,而是在與美國的分贓中賺得盆滿缽滿,個個都變成了超級富豪。只是中國老百姓虧掉了原本享有的免費住房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養老以及大量的公共資源。

  而中國的債務幾乎全都是欠國內的,大部分是欠老百姓的,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在其他國家之間拆東墻補西墻,欠新債還舊債,把危機的損失轉嫁到其他國家頭上,雖然也能夠對國內老百姓欠新債還舊債,但是這樣滾動起來債務會越滾越大,而不是像美國那樣滾來滾去就把債務滾沒了,雖然也可以像美國那樣通過貨幣貶值賴掉一部分債務,但是剩下的部分仍然十分巨大,仍然需要償還,一旦還不上發生債務危機,就肯定會爆發社會和政治危機。因為中國老百姓的這些貨幣儲蓄和債務儲蓄與其他國家具有不同的性質,不是消費后的結余,這是犧牲消費用來保命的錢,是給孩子上學,給自己看病和養老的錢,一旦出了問題老百姓肯定會玩命。一旦要發生危機,就是國內出現問題。這是美國所沒有的問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就反映了這一點,雖然破產的是美國公司,但是實際損失的卻是其他國家的公司。就像我成立一個金融公司讓在座的大家來投資,每人投資1萬元就是100多萬,明天我破產了,表面上看是我損失100多萬,實際上損失的是大家的錢,自己并沒有損失。2008年美國一場大危機,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無數公司的財務報表都發生了虧空,而美國卻沒有受到什么大的影響,道理就在這個地方。美國就是通過這種現代金融在全世界圈錢,賺了是美國的,賠了是大家的。我們把美國這個游戲搬到了國內,用來賺老百姓的錢,雖然這樣做經濟發展很快,是在政治上卻很危險,一旦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第三個中國和美國債務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美國的債務大都是欠老板的,而中國的債務大都是欠老百姓的。中國的國債和企業債券,基金和股票等等幾乎全都是欠老百姓的,一旦發生金融危機,第一波海嘯就會砸在老百姓頭上,第一輪陷入絕境的就是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最弱。而美國的債務由于大多數是欠老板的,老板承受能力強人數又少,一般不會形成大的社會危機,不會造成政治動蕩,就是美國2008年遭遇到百年未遇的大危機,卻沒有影響老百姓生活,老百姓全都站在岸上隔岸觀火,看著老板在水火中掙扎的原因。有人總是說,中國有強大的軍警力量和專政力量,更加不怕老百姓造反。暫且撇開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不論,但從危機的角度來說,這種說法也是片面的不符合實際的。雖然表面看上去中國老百姓特別能忍,不像西方國家老百姓那樣動不動就鬧事,但是中國老百姓具有很大的兩面性,就是平常能夠忍受其他國家老百姓難以忍受的事情,而一旦爆發,同樣不會像其他國家老百姓那樣擁有秩序和理性,而是會形成地動山搖的巨大爆炸效應,足以把整個社會全部炸毀。所以我們千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老百姓的能忍上,這種做法不僅喪盡天良,而且十分危險,是在拿著整個民族在做賭注。

  那么現在怎么辦呢?我和你們孔老師經常講,當今中國的許多經濟問題必須用政治手段來解決,龐大的債務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現在國家要去杠桿,怎么去杠桿?總不能借錢不還,誰要錢就用武警對付誰吧?最好的辦法就是國家成立專門去杠桿的債務公司,把全國的債務集中起來慢慢化解,實在化解不掉的部分向老百姓承認錯誤,爭取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原諒,要相信中國老百姓是絕對有這個覺悟的。當年淮海戰60萬共軍能夠消滅80萬國軍,沒有任何投機取巧的戰略戰術可以利用,完全是靠600萬民工支前打贏的。都說農民是狹隘的自私的,可是當時支前民工的口號卻是感天動地的傾家蕩產,支援前線,為什么寧可傾家蕩產也要支援前線?因為中國農民的目光看得最透徹、最深刻、最長遠,他知道只要共產黨能夠打敗國民黨,農民就會擁有土地;只要擁有了土地,就會擁有財富,就會重建家園。所以大家寧可傾家蕩產也要支持共產黨,一旦沒有了共產黨,就沒有了農民的土地,等待農民的就只有是楊白勞的命運——丟掉女兒,丟掉老命。雖然中國農民在理論上說不出一套又一套的大道理,但是千百年來的生活告訴了中國農民,土地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子,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悲劇命運的根源,是兩千多年中國農民歷代革命和造反的最高理想。

  可見在關鍵時刻,老百姓最懂得大道理。就是中國老百姓最偉大的地方,也是中華民族能夠歷經劫難綿延不絕,成為歷史上唯一留下來的古老民族的最根本原因。所以今天這些困難,只要政府跟人民講清楚,老百姓肯定會承擔損失與國家共度難關。如果我們把那些在股市上、債市上和金融市場上胡作非為,欺詐老百姓的貪官和奸商拉出幾個來公開槍斃,讓人民大眾看到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又回來了,老百姓肯定會主動為國家分憂解難,承擔起損失,順利度過眼前的困難。可是如果我們不是把那些金融騙子造假疫苗假藥品的奸商法辦槍斃,而在金融上財政上稅收上以及各個方面支持這些禍國殃民的奸商,那么老百姓就絕不會甘愿承擔經濟損失,就絕不會相信國內的疫苗等藥品, 最終甚至會對這個國家徹底的麻木和絕望。因為讓楊白勞去替黃世仁承擔債務損失,讓自己的孩子去冒著風險注射國產疫苗,老百姓肯定不會答應的,再怎么進行愛國教育也沒有用。

  現在發改委有一種說法值得高度警惕,就是說我們國家資產十分龐大,不怕債務巨大,資產足夠償還債務,不會出現債務危機。這完全是對上忽悠黨中央、對下忽悠老百姓的一種坑爹說法。一是我們國家的很多資產根本就無法變現,比如山川河流、公路橋梁等國家資產根本就不能償還內債,不能用來償還老百姓的債務,而只能對外償還其他國家的債務,也就是割地還債,但是不能對老百姓割地還債;二是我們國家的資產和資源本來就是屬于老百姓的,就是屬于全體人民所有,不可能拿來償還欠老百姓的錢,用本來就屬于老百姓的東西來償還欠老百姓的錢,雖然中國老百姓老實,但是在身家性命問題上,老百姓絕不會答應。對此有一個人看得清清楚楚,這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特朗普之所以總是在經濟上找中國的別扭,其目的就是想激化中國內部這些矛盾,最終把中國推入內亂,再次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三,貨幣發行量超大的問題

 

    這是我們當前經濟面臨的第三個重大問題,也是迫在眉睫必須解決的問題。當今中國雖然只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貨幣發行量世界第一,超過180多萬億人民幣。180多萬億人民幣是個什么概念?就是今天中國發行的人民幣,能夠把全世界的美元和歐元全部買光還略有富裕。目前美元發行量是13萬億;歐元發行量也相當于13萬億美元;兩者相加是26萬億美元,而中國180多萬億人民幣恰恰也相當于26萬億美元,與美元和歐元的發行總量相當。中國GDP只占美歐GDP40%,如果再考慮到美元和歐元是國際貨幣,大部分都在世界各地流通,中國貨幣發行量更是大得嚇人。只要縱向或橫向一比較,大家就知道當今中國貨幣發行量已經大到了何等程度!  

 

  首先縱向來看,毛澤東時代,我們3000億的國民收入,貨幣發行總量是不到700億人民幣。注意,那個時候我們沒有GDP這個概念,GDP這個概念是改革開放后從西方引進的,是以三次產業劃分為基礎的;我們當時的宏觀經濟指標是國民收入和工農業總產值,這是以生產部門和非生產部門的劃分為基礎的;兩者之間沒有可比性。今天要拿GDP來比較,只能進行折算,按照今天的統計方法進行折算,當時3000億國民收入至少應該在3萬億人民幣之上。當時3萬億GDP只發了不到700億貨幣,GDP和貨幣的比例是42:1,而今天80萬億GDP貨幣發行量超過180萬億,GDP和貨幣的比例是0.44:1,比例相差近100倍。貨幣發行量前后相差2570多倍,當時工人平均工資是38元,也就是說今天38元乘以2500多倍,才相當于那個時候的實際工資水平,差不多有10萬元。這就是為什么那個時代一個普通工人能養活七八個孩子,現在一個工人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的原因。如果現在一個工人月工資有10萬元,同樣能夠養活七八個孩子。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目前這個180萬億的世界第一貨幣量,千萬不要以為這個巨大的貨幣量沒有什么威脅,并沒有影響到老百姓的生活。現在之所以還沒有造成商品物價飛漲,是因為400萬億市值的房地產把大量貨幣吸走了一部分,貪官污吏又把一部分貨幣鎖進了巨大的墻柜里,就像《人民的名義》電視劇中侯勇那樣一分錢沒花,這兩個因素把巨大的貨幣發行量給抵消掉了一部分,等于是央行根本沒發這部分貨幣。如果有一天房價不在暴漲了,房地產所吸納的巨大貨幣再吐回到商品市場上來,到時候的物價飛漲將足以超出國人的想象,大家看看當年國民黨的金圓券和后來蘇聯崩潰后盧布貶值1萬倍,就會知道如此大規模發行貨幣的后果了。

  其次再橫向來看,比較一下美國,就知道我們貨幣發行量有多么可怕了。美國貨幣發行量是13萬億貨幣美元,GDP19萬億美元。由于美元是世界貨幣,這13萬億美元中有2/3是在國外流通,國內流通的貨幣也就4萬多美元,4萬億美元對19萬億GDP,差不多相當于1美元對5GDP,即便是1:5這樣一個比例,美國還被全世界認為是濫發貨幣,遭到了全世界的聲討。可是與我們國家一比,美國的濫發貨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我們的貨幣發行量是180萬億人民幣,GDP80萬億人民幣,180萬億貨幣對80萬億GDP,差不多相當于1元人民幣對0.44GDP,與美國相比里外里相差十多倍,貨幣簡直快發瘋了。就是這樣,國務院剛剛開會決定還要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什么叫積極的貨幣政策?翻譯成老百姓的語言,就是大量發行貨幣。這樣下去結果是什么?大家看看下面這張圖表就知道了。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我要提醒大家,咱們這180萬億還僅僅是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僅僅是實際貨幣量的一部分,為什么要這樣說呢?就是網絡時代的特點,網絡時代產生了大量非貨幣的支付手段,比如支付寶、微信等等,這些非貨幣支付手段與貨幣具有同樣的作用,并且在成倍地加速著貨幣流通的速度,而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量一樣,具有稀釋老百姓手里貨幣的作用,能夠造成物價上漲。目前這些非貨幣支付手段究竟有多大,我們沒有統計也無從統計,但是就根據日常生活來觀察,這些非貨幣支付手段的流通量,不亞于央行發行的180萬億貨幣,如此巨大的貨幣堰塞湖一旦決堤,無意將中國經濟和老百姓的生活徹底格式化。這就是今天我們面臨的巨大貨幣壓力。

  現在必須從源頭上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把印錢的和花錢的部門分開,印錢的不能花錢,花錢的不能印錢,就如同美聯儲和美國政府的關系那樣。美國印錢的美聯儲是私人公司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政府沒有印鈔權,不能像中國政府這樣想花多少就印多少,根本不管老百姓手里的財富損失。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印錢的部門和花錢的部門分開來,把國務院的印錢職能分離出去,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來管印錢,這樣一來國務院就不能再像現在這樣想花多少就印多少了,可以遏制濫發貨幣將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當然要由人大常委會來管理印錢,就有一個代表的身份問題了,就是人大代表必須是老百姓而不能是富人。道理很簡單,因為富人是賣東西的,窮人買東西的,所以富人喜歡通貨膨脹,窮人害怕通貨膨脹,如果人大代表都是富人,那么就會更加濫發貨幣,結果會比現在國務院自己印錢自己花錢還要糟糕。

  四,社會財富分配問題

 

  這是我們要講的第四個問題也是最后一個問題,社會財富分配問題。大家都知道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是目前中國一個大問題。大家之所以最關心貧富兩極分化這個問題,是因為貧富兩極分化將會使一個國家失去對外的作戰能力,失去對外競爭的能力。古往今來,所有國家,無論大國小國、無論好國壞國、無論正面典型還是反面典型,其國家強大的根本前提和共同特征,就是內部沒有貧富兩極分化,實行共同富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否則,如果一個國家內部貧富兩極分化,無論這個國家經濟多么龐大,軍事力量多么強大,也必然會每戰必敗,喪權辱國,最后陷入滅亡。南宋的經濟科技軍事力量世界第一,遠遠超過蒙古小國;晚清的GDP也是世界第一,超過八國聯軍;結果都是沒有任何抵抗力地亡于對方之手,就是內部貧富兩極分化的結果。

  20世紀初期蘇聯經濟超高速增長,國家強大無比,20世紀中期新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國家無比強大,能夠打敗世界帝國主義聯軍,能夠與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相抗衡,就是實行公有制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結果,又是高舉公平正義大旗的結果。當時蘇聯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正趕上1929年至33年世界大危機,整個西方國家包括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一片恐怖,大多數工人失業,經濟損失一大半,大多數老百姓生活突然陷入地獄,可是蘇聯卻是一枝獨秀,在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率出現負40%的時候,蘇聯經濟增長率卻超過30%,一下子震動了整個世界。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社會主義,包括像卓別林這樣的藝術家和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都義無反顧地把人類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身上,為此卓別林受了一輩子迫害,當時因為傾向社會主義而遭受迫害的藝術家和科學家不計其數,為什么這么多藝術家科學家寧愿遭受迫害也要倒向社會主義?就是被社會主義公平正義所吸引的結果。

  新中國更不用說了,1949年建國的時候,對著百年戰亂的廢墟,一窮二白的經濟,科技水平更是極其低下,什么都造不了,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鐵皮叫洋鐵皮,釘子叫洋釘,水泥叫洋灰。可是經過僅僅十多年的時間,我們就什么都有了,即便是和今天相比也一樣都不少。兩彈一星最能說明問題,因為兩彈一星不是僅僅發展幾個部門十幾個部門甚至幾十個部門就能夠制造出來的,而是需要成千上萬個部門的協同合作才能夠制造出來,這些部門必須全部達到先進科技水平才行,有一個部門落后也造不出來,需要整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全面發展才能制造出來。當時依靠什么完成了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極其罕見的歷史奇跡?所依靠的就是公平正義,就是能夠體現公平正義的公有制和共同富裕。否則新中國早就趴下了,根本就不會有后來什么改革開放。

  在這個問題上,在如何看待新中國經濟建設成就的問題上,最先替新中國講公道話的,最先公正講出歷史真相的,并非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是美國的《劍橋中國史》,告訴了整個世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包括文革時期,經濟和科技水平的奇跡發展,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完成,中國工農業的建設成就,人們生活水平的巨大變化,人們健康水平和人均壽命的巨大飛躍,也算是為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翻了案。人們才知道毛澤東時代并不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時代,中國老百姓也不是吃不飽飯穿不暖衣的時代,更不是受人欺負的時代。美國《劍橋中國史》不僅告訴了人們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科技奇跡,不僅告訴了人們毛澤東時代中國老百姓的福利和政治權利,特別是當時美國很多人的回憶錄,尤其是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許多美國將軍的回憶錄,通過對朝鮮戰場上志愿軍將士的描述,讓我們感到了作為一名中國人的無比自豪,這種民族自豪感在今天已經找不到了。

 

  談到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人們就會想起當時冒死回國的錢學森等一大批科學家以及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包括把西方經濟學引進中國的西方經濟學鼻祖高鴻業教授等一大批社會科學人才,沒有他們就沒有祖國一日千里的經濟發展。可是當時這些在西方國家已經功成名就的人為什么要冒死回國,寧愿吃粗糧啃咸菜,過有各種票證的所謂貧困生活呢?就是四個大字的召喚——公平正義!這是今天的人們根本理解不了的人類追求,這是人類社會應該有的追求。毛主席有很多偉大成就,但是最偉大的成就,就是把公平正義四個大字注入了人們的血液之中,由此激發起了中華民族的人性追求,而不是今天這種只知道感官享受的豬狗追求。是這種人性的追求,爆發出了巨大的創造力量,不僅能夠創造一日千里的經濟奇跡,而且能夠創造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軍事奇跡,使中華民族這個千年挨打的民族,千百年來第一次結束了被動挨打的歷史。我們不僅能夠打敗一個侵略者,而且能夠打敗全世界聯合起來的侵略者,抗美援朝等于是我們一個國家打贏了一場世界大戰,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包括全世界最強大的18個參戰國,再加上22個支援國,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軍事集團。以往莫說是打敗這40個最強大國家組成的軍事集團,就是這40個國家中其中一個國家就能夠輕易打敗中國,迫使中國割地賠款,而如今40個國家加在一起都打不過我們,依靠的是什么?就是公平正義的人類追求和民族精神。

  正是因為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打出來的這個和平環境,我們才能有40年和平時期進行改革開放;正是因為毛主席出現了一個公平正義的政黨和制度,中國老百姓才能夠容忍今天官員如此沒有底線的腐敗。很多人總是誤認為中國今天具有和平的外部環境,具有太平的內部社會,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其實不是,而是毛主席留下的道德資源仍然在發揮作用的結果。比如80年代末政治風波這一關,很多國家都沒有過去,只有中國度過了那一關。為什么中國能夠度過那一關?鄧小平說是靠前五年經濟的發展,如果不是前五年經濟的發展,這一關就過不去。其實并不是前五年經濟發展決定的,而是毛主席留下的巨大政治儲蓄決定的。因為毛主席留下的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毛主席留下的黨是公平正義的黨,所以即便是當時出了那么嚴重的問題,老百姓也依然相信這個社會相信這個黨是一時失誤,所以老百姓才能接受,我們才能過去這一關。這就像咱們錯誤地挨了父母幾個耳光,不論多么惱火都會容忍,就是因為父母有養育之恩,養育之情,相信父母對我們好,否則如果換一個不認識的人,我們早就會一刀子捅過去了。這就叫做感情儲蓄,放在國家身上就是政治儲蓄,現在老百姓能忍,就是因為毛主席留下的政治儲蓄很多很多,一直到現在也沒有消費完。

  所以我們對現在這些劫貧濟富的方法感到特別不安。比如現在的股市就是一個典型。近年來股市一路慘跌,特別是最近三年來,全世界股市都在上漲,包括非洲的股市都在上漲,戰爭風云聚集的朝鮮半島韓國股市都在上漲,印度股市從1700點漲到了30000點,美國股市從6000點漲到27000點,可是自稱風景只有這邊獨好的中國股市,卻從6000多點跌到2000多點,股民3年損失30萬億,損失極其慘重,比世界上任何一場股災的損失還要慘重。可是與此同時,股權分置改革和內部增發改革為代表的一系列股市改革,卻導致極少數富豪每天幾十億上百億的減持套現,在股民資金血流成河的同時,減持套現每天都會有億萬富豪從中國股市冉冉升起。對此國家不僅不干預,不想方設法減少股民的損失,嚴禁少數富豪減持套現,反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美國等西方國家股市上漲說明風險在增加,而中國股市下跌說明風險在減少,這就如同在說一個婦女被毀容是減少被騷擾的好事一樣再刺激老百姓,侮辱老百姓,往老百姓的傷口上撒鹽。

  比股市造成兩極分化更厲害的就是現在對私營企業的補貼。是財政方面的補貼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接,幾乎是只要企業一動,老板就有補貼,甚至連企業上市發行股票募集資金這本來應該是國家收稅的事情,各個地方政府還要給上市公司發補貼;是對私營企業大規模減稅,比如對私營企業方員工繳納的五險一金退回50%,這50%從哪里來?就是來自于本來應該用于老百姓醫療教育和養老方面的支出,再把這些本來屬于老百姓的錢全補給了私人老板;是各種金融信貸的支持,中國銀監會已經宣布,對私營企業的貸款不得低于50%,爭取達到60%,本來銀行貸款是根據風險來確定的,現在強令銀行給私營企業貸款,這些私營企業以各種方式進行社會融資,一旦錢到手后便破產跑路,損失只能攤到老百姓頭上;是法律上的保護,公檢法都規定,對私營企業違法現象賬戶不該封的一律不封,人不該抓的一律不抓,這等于是賦予了私營企業違法亂紀的特權,道理很簡單,難道只有私人老板不該抓的一律不抓,其他人就不該抓的也可以抓嗎?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現代文明發展階段,現代文明一大特點就是國家通過財政金融等各種手段劫富濟貧,盡可能縮小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以此來穩定社會環境,而不是單憑武力來維護社會穩定。而目前中國這種劫貧濟富的相反做法,必然會擴大貧富兩極分化的差距,加劇社會矛盾,越來越依靠軍警維穩。根據招商銀行的調查報告,目前中國老百姓銀行存款總額是64萬億,欠款總額是40萬億,扣除這40萬億欠款,存款金額還只剩下24萬億,24萬億存款金額中70%還是10%的富人所有,老百姓的存款很少,其中55%的家庭沒有存款。農村的狀況更加令人憂慮,由于看病貴看病難,一人得病全家貧困,一人重癥全家絕境,所以大量得病老人選擇了非正常死亡,所謂繩兒子”“藥兒子”“水兒子就是由此而來的。

  當今中國必須立刻停止對富人的各種補貼,轉而把對富人的補貼用于對窮人的補貼,解決目前國民普遍存在的教育、醫療和養老困難,快速恢復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和免費養老。印度人口和中國差不多,GDP只相當于中國的10%,都能夠實行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俄羅斯GDP僅相當于廣東省,也能夠實現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繼續廢除曾經實行30年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是說不過去的。和平時期這個問題的后果可能還不會暴露出來,可是一旦發生戰爭,一旦出現國際沖突,貧富兩極分化的可怕后果馬上就會暴露出來,馬上就會把一個國家的戰斗力格式化為零,北宋南宋都是亡于極端落后、人口不到自己10%的女真和蒙古,明朝亡于人口還不到自己1%的滿族,有百萬大軍的清朝敗于劃著木船而來的1萬英軍,20萬東北軍被上千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沈陽,全都是國內貧富兩極分化矛盾造成的,無一是對方軍事和經濟力量強大的結果。

  正面的例子是如此,反面的例子也是如此。當年希特勒之所以能夠橫掃歐洲如卷席,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整個歐洲大陸收入自己囊中,雖然有著這樣那樣的各種原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當時德國消滅了貧富兩極分化,全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結果。當時德國社會財富分配公平到什么程度?隨便舉個例子就能夠反映出來,當時整個德國市場上找不到一件只有老板買得起而工人買不起的商品,德國工人享有當時全世界工人都沒有的帶薪休假制度,當時希特勒下令汽車公司制造家家都買得起的1萬元之內的轎車——德國大眾公司這個名稱就是由此而來,并為普及轎車而親自設計了全世界第一條高速公路……正是這一系列共同富裕的政策,當時德國才把日爾曼民族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激情給激發出來的,德國這樣一個極度看重貴族身份的國家才會對希特勒這樣一個有中專文憑的待業青年崇拜得五體投地,德國才具有了同時向東西方宣戰的強大實力!而此前的德國可以說是破敗不堪,軟弱不堪,法國一只腳就可以把德國踢翻在地,除了呻吟哀嚎之外沒有任何反抗能力。

  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出當時德意志這個創造出無數天才的智慧民族是何等崇拜希特勒共同富裕理論的。當時希特勒啤酒館政變失敗后,和一個德國著名哲學教授關在一個牢房里,很快希特勒這個待業青年就變成了那個德國著名教授的精神上帝,而那個哲學教授則變成了這個待業青年的崇拜者,希特勒沒事就和那個教授大侃特侃未來德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前景,侃累了希特勒就倒地睡覺,而那個激動不已的教授則抓緊整理筆記,唯恐漏掉希特勒談的每一個字。結果兩人出獄后,一本震驚世界的書就出版了,這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奮斗》,全都是那個哲學教授整理的希特勒隨意而言的文字記錄。為什么希特勒胡侃的這個東西能夠征服一個教授,能夠征服德意志民族那么多絕頂天才,然而能夠征服整個德意志民族就在于其中包含的兩個字——公平!用公平來解決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

  這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和中國的右派精英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抓住希特勒不放的一個原因。按理說希特勒德國與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完全一樣,侵略成性,大肆殺戮,滅絕其他民族,希特勒德國要滅絕猶太人,美國滅絕了印第安人,他們之間完全是狼與狼之間的關系,彼此之間的戰爭和殺戮也是數百年來習以為常的普遍現象,可是他們從來不妖魔化其他西方國家,單單妖魔化希特勒德國這一個西方國家,為什么?就是希特勒用來把整個德國團結成一個拳頭的公平原則,從根本上損害了資本主義統治的倫理基礎,否定了資本主義統治的歷史合法性,所以美國等西方國家和中國的右派漢奸,才會幾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仇恨和妖魔化希特勒德國。而絕不是像西方國家和中國漢奸右派所說的那樣,是什么因為希特勒大屠殺。如果是因為希特勒德國大屠殺,那么日本軍國主義的大屠殺絲毫不亞于德國,他們也應該同樣仇恨日本、仇恨東條英機和日本天皇才對。可是我們卻很少看到他們像仇恨希特勒那樣仇恨東條英機和日本天皇,就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并沒有像希特勒德國那樣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統治的倫理基礎。可見對于資本統治集團而言,無論你是什么主義,是什么制度都無所謂,真正有所謂的就是你是不是講公平原則?是不是講共同富裕?如果你講這兩個東西,就會從根本上動搖和摧毀資本統治的基礎,就會成為資本統治集團不共戴天的死敵。

  這也是今天無論中國走什么道路,無論中國選擇什么制度,美國都不會放過中國的原因。因為只要中國是共產黨領導,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就永遠具有合法性,共產黨本身就是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同義語和代名詞,只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在,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紅色基因就會存在,無論中國做出什么樣的姿態,貧富兩極分化到什么程度,美國等西方國家都不會踏實,其統治集團的倫理基礎都不會穩固,所以他們就不會放過中國。特別是對于一個經歷過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大眾民主革命和共同富裕探索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講,她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紅色基因一旦復活,將會改變整個世界,所以他們必須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先下手為強,徹底解體這個國家。而解體這個國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推動這個國家背棄公平正義,把這個國家推向貧富兩極分化的極端,讓這個國家陷入不戰自亂的動蕩之中,然后就像非洲鬣狗那樣,采用以小宰大的淘肛手段,內外配合解體中國。大家看看幾年前席卷整個中東地區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就會發現,把一些國家引向私有化改革道路,然后再利用私有化必然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矛盾來顛覆這些國家,幾乎已經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顛覆其他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固有模式。

  所以,中華民族要想崛起、要想實現偉大復興,必須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社會公平問題,就是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民族復興不可能實現,就只能是一個純粹的夢想。當然,我們所說的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并非是要求一個早晨就馬上解決,而只要求形成一個發展趨勢就可以,通過不斷縮小貧富兩極之間的差距,逐漸地慢慢地來解決,哪怕是時間長一些也沒關系。中國老百姓是最通情達理的老百姓,是最能夠忍受苦難的老百姓,是最能夠為了明天而犧牲今天的老百姓,從來不會提出過高過分的要求,從來不會為現實苦難而走向極端,只要讓老百姓能夠看到貧富兩極分化在縮小,能夠看到明天會有希望,能夠看到未來比較美好,哪怕是今天再苦再糟糕,老百姓也能夠忍受,就像中國母親為了兒女能夠長大成人,為了兒女能夠有美好的明天,哪怕吃盡眼前的苦頭也心甘情愿一樣。中國母親的偉大就在這里,中國人民的偉大就在這里,就在于她可以為了孩子,為了明天,為了希望,甘愿忍受今天的任何苦難,甘愿接受今天的任何不平,甚至甘愿犧牲今天的一切!

 

  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性格,這就是我們的人民的偉大性格,這就是中華民族能夠歷經劫難、飽經憂患而綿延不絕發展到今天,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留存下來的文明古國的根本原因。這就是任何艱難困苦都壓不倒我們,任何劫難禍患都打不垮我們,而最終都能夠被我們中華民族所戰勝的根本原因。希望天佑中華,今天的中國人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好好珍惜這一點。

  好,今天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掌聲)

  ——東博月刊編輯部根據夏令營錄音整理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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