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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保良: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之探討
點擊:  作者:牛保良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9-06-18 10: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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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關鍵在于變革社會生產方式,實行產業化、現代化,把農民組織到現代化的產業中,組織到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中,打造新時代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升級版本”。所有扶貧干部都要深刻領悟一個概念——“生產方式”,弄清楚什么是生產方式,就明白如何做扶貧工作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結合方式是生產方式,生產力是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生產關系是指人在生產勞動過程中形成的相互關系。生產力包括哪些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對象;生產關系包括:(1)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即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歸誰所有;(2)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地位和相互關系;(3)由以上兩個關系形成的分配、交換、消費關系。其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發揮著主要的基礎性作用。從工作實際出發,客觀而深刻地把握生產力各要素、生產關系各要素,并處理好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二者的互動機制,提升各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將小農生產方式變革、轉化、升級到現代化產業版本。在此特別強調一點,產業化不只僅僅是工業化或農業化,而是包括一切經濟行業如:金融、交通、商業、林業、牧業、漁業、旅游等經濟社會因素。要搞清楚這些,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論指導實踐。善于運用理論指導實踐是政治成熟的標志,善于運用哲學指導實踐是思想成熟的標志。

 

由于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人居住在鄉村,“中國式”的農村現代化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農村現代化會有所不同,中國的農村達到現代化的階段時,仍會有相當一部分人生活在農村;“中國式”的城市化、城鎮化也將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城鎮化有所不同,中國的城市化、城鎮化進程完成之時,不會等到人口全部轉移到城市居住,這與當今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進程的速度和效果有關。

 

提出這一問題原因在于中國農村正處于現代化進程的深刻變革中。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長期不變的政策。近年來,國內有關方面則提出了類似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方式,以實現中國的農村現代化。中國的農村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這關系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敗,關系到中國農民、農村、農業的前途和命運,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和命運。

 

一、世界各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幾種途徑

 

在以往的現代化途徑或模式中,無非以下四種:(1)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方式,如:德國、美國、法國等;(2)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方式,如:前蘇聯;(3)君主立憲制下的現代化之路,如:英國、日本、沙特等;(4)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現代化之路,如:瑞典、丹麥等。法、德、美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其現代化之路是通過社會各行業的資產階級聚斂資本,農業資本家、農場主等對農民的赤裸裸的剝奪以及土地經營者的農民的剝削而實現了初步的農村資產的“整合”——原始積累。美國南北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北方的工業化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與南方的農場主堅持繼續占有“黑人奴隸”這一激烈爭奪的矛盾而激發的。英國、日本等國現代化之路與法、德、美相比,雖然存在君主立憲制的差別,但是卻沒有質的不同,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式”的農村現代化,無不意味著農民的“赤裸”并提供剩余勞動,擴大農業資本的生產。前蘇聯的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之路則是采取集體農莊的公有制形式,通過集體農莊的農民憑借高度的政治覺悟和愛國熱情向城市工業提供了所需資源,并由工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來實現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前蘇聯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將農民“挖得太苦”,征得太多,以至于給廣大農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困難,以至于激化了城鄉之間的矛盾,最終導致了基爾港的水兵起義。瑞典、丹麥等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是工聯主義與資本主義相妥協國家制度。這不意味著資本家的進步,而僅僅意味著工聯主義的爭得了“社會福利”,其社會制度的資本主義性質絲毫未及觸動。因此,其農村現代化之路實質上與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區別,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則存在本質不同。在當今的已有的貧富收入差距基層化比較明顯的中國,無論實行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制度,或者瑞典、丹麥等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形,只能導致或促進社會各階層的進一步分化,貧的愈貧,富的愈富,進一步拉大貧富之間的距離,出現如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那就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入了歧途,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中國的改革就失敗了”的警戒。

 

由此,這里探討的前提是在根本上否定上述幾種農村現代化之路,其結論必然是: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道路既不是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式的,也不是英、法、美等國家資本主義式的,而是要立足于二十一世紀初的世界文明進度,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質,立足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現有狀況和發展前景,立足于中國農村的國情特點,決定了中國的農村現代化道路不同于任何以往的任何國家的現代化之路。

 

二、農村現代化發展趨勢的必然性

 

以小生產方式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經濟,其本質屬性已決定了必然讓位于大工業生產方式,也就是說,農業經濟無法擺脫或避免參加到工業化的進程中,或將必然“被加入”到工業化的進程中,小農生產方式必然被大生產方式代替,手工勞動必然被大機器協作勞動代替。農民田園詩般的小農生活必不能持久,無論給予農民再多的真摯的同情,企圖或避免農民進入工業化進程中的痛苦都無濟于事。而企圖維護自食其力的農民對自己的小塊土地的占有,以避免大生產給農民帶來的災難也是枉然,那只能是在拉歷史的倒車或阻止社會的進步。

 

恩格斯在《法德農民運動》就大農、中農、小農經濟曾做過這樣的論述:“以小塊土地所有制為特征的情況不可挽救地注定要滅亡,可是社會主義卻不應加速這種滅亡,因為社會主義的任務并不是要把所有權和勞動分離開來,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產的這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因為把這兩個因素分隔開來的后果,就是已淪為無產者的勞動者遭受奴役和貧困。”至于大農或大地產,則做出如下設想:“在社會監督下,轉交給現在就已經耕種著這些土地并將組織成合作社的農業工人使用。我們將用什么方式方法轉交這些土地,關于這點現在還不能說出一定的意見。”

 

資本的本質屬性,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實現剩余價值,農業資本也不例外。這就意味著中農兼并小農,大農兼并中農、小農,大量的農民逐漸變為無地的農業勞動工人,為大機器的農業生產充作勞動力。在工業化為主體的城市經濟尚不具備足夠的能力吸納不斷因破產而淪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農民之前,這種大量的農民就會成為農村閑散的無業的勞動力。此外,資本家為追逐更高的利潤,必然還會盡力地提高生產技術,減少勞動力,這將造成勞動力市場的進一步狹小。在得不到社會的必要保障時,無業的農民就被斷絕了生活的來源,農民已不再是農村社會的主體或主任,而被資本及其占有者所代替。這就是農業資本主義在其原始積累階段的必然表現。

 

正如恩格斯晚年在回答關于“共產主義社會前景”的狀況時的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究竟應是何等狀況,那要取決于那個社會歷史時代所提供的客觀的物質文化基礎,大農、中農、小農究竟通過哪種方式轉變到適用社會主義原則的現代化,同樣取決于已有的農村經濟的客觀狀況。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化大生產代替小農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維護農民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既不符合資本主義生產規律,也不符合社會這樣發展的方向。既然小農生產方式將不可避免地被社會大生產所替代,既然資本主義已不能成為農村的現代化方向,那么農民、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必須也只能以社會主義原則來實現。

 

三、中國式的農村現代化道路

 

中國的農村現代化道路不同于任何以往的任何國家的現代化之路。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原則要求其社會制度必須是建立在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礎之上,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是其必要的社會歷史條件。而這些條件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之初,全然不具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所具備的只是資本主義發展微弱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生產狀況。列寧指出:沒有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而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不僅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文化更是不知其為何物。這種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經濟狀況,在改革開放初被鄧小平精辟地概括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一方面已經具備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須繼續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總體水平還不夠發達,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此,如果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比實在難,那么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相比則是福音。這同樣也是由其社會生產方式的進步與落后來決定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比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社會利益,中國社會二十世紀末期仍然廣泛存在的小生產方式就不得不承認并不斷讓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的空間。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必要補充。

 

在農村,這首先表現在廢除了長期以來嚴重束縛農村社會生產力的人民公社——黨、政、民一體軍事化生產方式,農村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這表現在:勞動力的充分發揮,生產關系途徑多樣,生產方式更加靈活,機械化、現代化生產技術的推廣使用等。而所有這一切得以解放發展的基礎,都歸結于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長期不變的政策——這一生產資料是作為保障農民最基本生活和農村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基礎,其意義不僅包括經濟方面,而且包括政治方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表現在政治(人民民主專政)經濟(公有制為主體)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農村經濟生活中的體現。由此可見,所謂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長期不變,即社會主義經濟原則在農村的繼續和堅持,同時規定當代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前途和性質。

 

但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能僅僅停留在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長期不變的階段,那樣不會有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生活。正如資本主義大機器協作生產方式必然代替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一樣,當今中國農村依然存在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也不可避免地為大生產方式所代替,社會主義的農村現代化必須建設,社會主義的農村現代化必然出現。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而其發展途徑,如果破壞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會使農民失去最低的社會保障。這不僅不利于提高農民生活,而且會使得農民在不能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失去生活來源,而變得赤貧。農民的“赤貧”,以及由此直接造成的農村市場的“低迷”、“疲軟”,反過來還會影響到城市市場的發展,城鄉經濟之間的差距將會拉得更大,創新經濟之間的矛盾將會更加嚴重,城市經濟的市場則會變得愈加狹小。

 

由此可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決不能以破壞聯產承包責任制長期不變為前提,模仿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村現代化之路,而必須維護農民現有的利益,依據中國農村現實的經濟狀況逐步實行工業化,同時改變改革開放初為吸引外資而全國各城市統一建立“開發區、工業園”的經濟發展方式。在農村直接實施工業化政策,不僅有利于農民就業,既作農民、農田經營商,又作產業工人或農業工人而且能夠促進城市化的發展進程,為城市經濟提高廣闊市場,加快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四、城鎮化、城市化進程與后現代化社會生活

 

目前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分布區域狀況大致呈由東南向西北漸趨落后,梯級遞減比較明顯,但大部分農民所在居住地經濟收入懸殊不大。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基本實現,而全體農民的共同致富尚為實現,呈現為區域性、層次性明顯的復雜特征。由此得出結論,中國社會的城鎮化、城市化進程仍然艱巨而漫長。進入城市的農民所面臨的住房、醫療、教育、保險、低保、體育、衛生等社會福利和保障遠未制度化地解決。

 

但是,這只能影響到城鎮化、城市化的進展速度,而絲毫也不會影響其必然的趨勢。這是由城市、集鎮所擁有的超越于農村能夠提供的各種社會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只要城市的文明優于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就不會中斷。而城市化進程的終結導致城市居民向往農村生活,那將是未來后現代社會的生活特征,正如同處于后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德國,農業經濟作為一定社會歷史階段的生產已退出經濟生活,而代之為高科技體系支撐整個國民經濟。

 

五、城市人口的積聚膨脹與現代農村

 

城市化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口的城市積聚膨脹,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生活諸如:就業、衛生、治理、教育等各方面社會問題就會自然提上議程。這一問題在中國已近出現了。最為突出的是,大量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后如何解決最基本的就業和生活問題。這一問題不僅給城市已經出現的富余勞動力造成了壓力,而且還會反過來影響更多的農民外出“打工”就業,城市化的進程在這一環節受到了限制,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也會受到影響。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已不同于改革開放初,二十世紀末期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無論城市還是農村,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生活還是手工勞作,勞動力密集型的生產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到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現代化水平較過去有大的發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不如過去規模大,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和設備進一步實現了現代化,以往的許多人力勞動為機器和技術代替和減少了。這是造成城市、鄉村剩余勞動力增加的原因。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現代化的建設需要更多的社會服務設施。不論是社會科學領域,還是理工科學領域,都需要配套的服務。尤其是進入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中,各行業的分工更加明顯,各行業的服務需求必然產生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同時,現代化社會中的科學力量已成為國家間角逐的關鍵因素。一項新的科技發明,可能會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飛躍一個時代。現代化社會的決定因素將取決于社會各行業的科研力量、科技應用力量,大力發展此方面的隊伍無疑將會解決更多的現代化社會問題。

 

六、超級大都市與中小城市

 

城市人口積聚膨脹的原因,除了就業機會相對多以及醫療、衛生、教育等社會公共資源可供享受外,還有一個根本的關鍵的基礎因素,城市社會制度的受惠,而且愈是文明程度高的城市,其居民受惠于其制度愈多。許多國家制度、政策、法律在城市生活尤其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已得到實施,而農村則遠不具備實施條件。而城鄉居民所享受的教育、醫療、衛生等水平這種差距則進一步體現了城鄉之間的差別。但是,社會制度保障,是最根本的保障。能否得到保障,政策能否執行到位,這不只是一個文化問題,還是一個文明程度問題。所以,可以肯定地說,文化也是生產力,先進文化是先進生產力。列寧所指出的“沒有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亦屬同一道理。

 

超級大都市的發展同時帶來了諸多問題,如:城市水資源的緊缺、交通的堵塞、空氣的清潔度、就業的機會、社會福利保障,以及新興城鎮社會設施的建設規劃等。超級大都市有沒有發展規模的瓶頸問題,大、中、小城市的區域分布格局的總體規劃等這些問題還有待論證解決。

 

七、“小村并大村”不是農村現代化之路

 

城市化、城鎮化是一個自然過程,根本上取決于農村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農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程度。作為引導農民轉向城市生活,促進城市化、城鎮化的進程,相應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已足以促進農民轉向城市生活的步驟,同時反過來影響到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革。如果人為地或強制性地實施這一政策,則只能產生破壞性作用,不僅不能促進城市化、城鎮化進程,而且影響農民的生活水平。

 

“小村并大村”這一政策的實施,現實看首先取決于農民是否需要。即使政府提供了一般建房費用,而另一半費用仍然要有農民“掏腰包”,這足以掏空改革開放以來雖有積蓄,但還不夠富裕的“腰包”。問題在于:農民在已有居住房舍的情況下,為什么要投資建房呢?即使農民分文不付,這樣的政策也是不切實際的。農村的現代化建設是一個以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基礎的農村各方面生活的提高,而不是僅僅住房問題。在其它問題都未解決的情況下,“從天上掉下個新房子”,這不是農村生活的現代化,而是對農民的“施舍”或“恩賜”。如果從政治層面來分析,則是新時期新世紀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的“大躍進”。

 

總之,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道路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歷史與現實的統一,辯證與邏輯的一致。所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就是要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時刻堅持黨的思想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反對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所謂思想與行動的統一,就是要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反對一切主觀主義;所謂歷史與現實的統一,就是要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科學認識和甄別農村改革開放的成果和歷史階段,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或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所謂辯證與邏輯的統一,就是要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得出科學的認識結論,做出科學的決策,科學引導中國農村的社會中藥現代化建設。

 

2019614

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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