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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學習黨的十九大報告的體會
點擊:  作者: 李慎明    來源: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8-03-25 10:52:18

 

       【編者按】:本文部分內容已刊發于《紅旗文稿》,但受篇幅所限。經與作者聯系并授權,《世界社會主義研究》雜志2018年第2期刊發全文。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

 ——學習黨的十九大報告的體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  李慎明

摘要: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為根本的組成之一,正確認識和把握這一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從現實依據來看,十九大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新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把我國“落后的社會生產”新表述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狀況,是立足于我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實際,主要從經濟領域及社會領域兩個方面對我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出的正確判斷和把握。其次,從理論內涵來看,要從理論上弄清社會主要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各自內涵及它們的聯系和區別,并處理好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內部、人與自然、人與人等的諸多矛盾。再次,從歷史回溯來看,通過對過渡時期、改革開放后及黨的十八大之后在社會主要矛盾認識上的變化總結,有助于我們更加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最后,要科學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就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始終緊緊抓住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不放,堅定信心居安思危,推動社會主要矛盾的不斷解決。

關鍵詞:社會主要矛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 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會愈發感知這一論斷的重大意義。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重大的理論貢獻,是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即鄧小平理論,那么這一理論最為根本的組成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如果說,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習近平同志重大的理論貢獻,是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即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那么這一思想最為根本的組成之一,就是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理論。

從一定意義上講,主要矛盾決定大時代的階段性性質,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關系到黨的工作重心、指導方針和主要任務的確定,關系到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的落實。

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1]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立足我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實際,正確判斷和把握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主要問題和中心任務,準確認識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新特征,及時提出“五大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制定實施符合時代要求、我國國情和實踐發展的戰略策略,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取得了帶有撥正航向意義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

認真考察一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緣起,它當然確立于黨的十九大,但并不是發端于黨的十九大甚至黨的十八大,而是直接蘊育于鄧小平時代甚至毛澤東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當然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但首先應是習近平同志個人的貢獻。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世界觀的轉變是根本的轉變。如果認真讀一讀《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習近平總書記正是在那七年間,脫胎換骨、鳳凰涅槃,而完成自己世界觀的轉變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從那時起,也就是從中國西北這塊獨特的黃土高原上,拱出了自己思想的嫩芽。

社會主要矛盾是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了深刻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關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我們有必要從現實依據、理論內涵、歷史回溯和實踐把握等四個方面作一些必要的考察。

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矛盾新表述的現實依據

十九大報告把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十八大報告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表述新改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完全符合當前我國實際,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與時俱進,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重大理論創新。

首先,看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新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經過多年的艱辛奮斗,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質更高、范圍更廣。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出現的多樣化、更高層次的要求日益增長。原來簡單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表述不足以囊括人民各方面豐富深刻的需求。二是正如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的,我們在經濟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主要是“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等。經濟是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于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要求會越來越凸顯、越來越強烈。如果不正視這一問題,社會矛盾就會越積累越多、越來越復雜。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解決這一主要矛盾的時機也日見成熟。三是在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的一些需求得不到滿足,決不僅僅是物質不豐富即生產力層面的問題,而往往是生產關系甚至是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是屬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這“五位一體建設”與黨的建設各個方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比如,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內和社會上存在的嚴重腐敗現象不滿、對收入分配過大的擔憂,對青山綠水和藍天白云的渴求,對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切身利益的關注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一新的表述,正確地表達了人們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礎上,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都充滿了對未來生活的美好希冀。

其次,看把我國“落后的社會生產”新表述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狀況。應當看到,社會生產是指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系這兩個方面。而發展則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這“五位一體建設”和黨的建設的方方面面。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生產特別是生產力方面已基本擺脫了落后狀況,我國的社會生產水平其中包括總量、速度等也取得了歷史性巨大發展和飛躍,社會生產能力在一些方面也進入世界前列,并正在向世界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邁進。從生產關系方面講,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深化,國際社會愈發感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和價值觀的魅力。所以,再把我國當前的社會生產稱之為“落后的社會生產”已經與實際不大相符。而突出的問題是已經轉化為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發展的不平衡,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從宏觀上講,主要體現在社會生產關系中區域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上;從微觀上講,主要體現在人與人之間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上。而發展的不充分,則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這五個領域內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發展的不充分上,體現在其相互之間協調關系的不充分上。這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這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后所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中,無論“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方面還是“落后的社會生產”方面,都已經發生重大變化。“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新的重大提法表明,我國生產力中的因素已經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生產關系中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則變成了主要矛盾方面。這無論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一個完全切合實際的重大表述。這也必將對我們今后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把經濟學中供給側和需求側放大,放入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之中來看,社會生活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往往互為供給側和需求側。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生活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無疑是需求側,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社會生產無疑是供給側。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整個社會商品生產中,只有把生產的商品銷售出去,才算完成一次商品與貨幣交換的循環。所以,從另一種意義上講,人民群眾的現實購買力則是商品再生產的供給側。所以,我們常講供給側改革,也應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僅作為社會經濟生產的需求側,同時,也要作為社會經濟生產的供給側來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恰當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部要義。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長盛不衰的活力和魅力。這也就是說,在一般條件下,社會生產表現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對社會需求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在一定條件下矛盾的主次雙方是相互轉化的,即社會需求則具有決定性的反作用。特別是在完全充分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條件下,往往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嚴重不足,才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次又一次的頻繁發生。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這一根本矛盾的總爆發。

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經濟領域,我們應主要是講供給側改革,這不僅要努力發展經濟,更要同時改進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增加花色品種,以滿足人民群眾的一般需要。而在社會領域,我們則主要應是解決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在共享改革開放物質和精神成果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供給側改革主要是指經濟領域方面的問題,而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則主要是指社會領域。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共享,特別強調要努力做好扶貧工作,等等。

 

 

二、社會主要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內涵

毛澤東在著名的《實踐論》中明確指出:“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2]只有先從理論上弄清社會主要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的各自內涵及它們的聯系和區別,才有助于真正弄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關于當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斷。

這就需要弄清以下幾個基本理論問題:

1社會基本矛盾。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基本矛盾有著兩種表述,一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二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第二種表述更為準確。因為從根本上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一定的生產關系要適應一定的生產力,一定的上層建筑要適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發展。但是,任何適應即平衡都是相對的。任何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都是絕對的。正因如此,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是任何社會形態既有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都必然存在的基本矛盾。只不過在原來的原始社會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將不帶階級沖突性質,而表現為先進與落后、正確與錯誤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3]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原理是唯物史觀的基礎和核心。這一基本矛盾的外延就是人與自然的矛盾。同樣,人與自然的矛盾是任何形態社會都會永遠存在的基本矛盾。無論從宏觀還是到微觀,人類的有限認知永遠無法窮盡對大自然的認識。所以,人類在對大自然認識的征程中,只能是不斷認識和掌握相對真理,而不能達到和窮盡絕對真理。

2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在一定社會各種具體矛盾的表現中居于支配的地位,起著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矛盾。其他矛盾則是非主要矛盾。毛澤東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從生產社會性與占有私人性間的矛盾看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間的矛盾,這是根本的矛盾。由于這根本矛盾發生其他一切矛盾,由這根本矛盾規定資本主義的發展。”[4]當今仍未見底且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這一主要矛盾進一步激化的集中表現。人,不僅是生產力中,而且也是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最基礎、最根本、最活躍的因素。離開了人這一根本因素,所謂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統統都無法存在。在整個人類社會中,經濟總是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組成社會的經濟基礎。毛澤東指出:“所謂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5]毛澤東還指出:“所謂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關系,即財產的所有權關系”;“生產資料的使用,例如農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對于土地的所有關系的結果,這種所有關系表現為佃農對地主的隸屬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即是生產關系”;“許多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二元論(甚至是多元論)的錯誤,將生產關系和使用關系并列,又將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并列,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把問題弄得很糊涂”。[6]所以,從根本上說,一定社會的主要矛盾則主要存在和表現于生產關系內部之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則主要構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并在不同社會形態、相同社會形態的不同歷史階段,往往有著不同的表現。共產黨人應該根據情況的不斷變化,及時從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斷變化之中來調整認識,適時提出和正確處理社會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把毛澤東思想中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鄧小平理論中的“人民高興不高興”、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到實處。

3. 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主要矛盾。社會生產與人類需要這一根本矛盾又具體化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任何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之中,也表現在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這兩對矛盾之中。在社會基本矛盾之中,生產力、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但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其對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可以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反作用。這些基本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由此推動著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這也就是說,社會生產與人類需要的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亦即人與自然的矛盾,是同屬任何社會形態的社會的基本矛盾,而不是特定社會形態的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研究社會的主要矛盾要聯系社會的基本矛盾,但社會主要矛盾與社會基本矛盾有著實質上的不同。在同一個社會形態的不同歷史階段,往往有著不同的表現。比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就有所不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蔣介石集團圍剿紅軍與紅軍要打破圍剿之間的矛盾。而且“七七事變”一爆發,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之間的矛盾則上升為主要矛盾,我們與蔣介石集團和封建開明士紳要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隨著蔣介石集團向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我們所面對的主要矛盾則隨即又發生了變化。任何一個社會的各種矛盾及其狀況與關系都不是凝固不變的;在社會革命和社會變化劇烈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往往會發生大的根本性歷史變化;在正常時期,一般是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相對穩定與相對變化相統一。在社會矛盾體系中,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主要矛盾決定和影響次要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但次要矛盾并不是消極被動的因素,也影響和制約著主要矛盾,二者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會互相轉化。比如在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時期,比如如果在面臨和處于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之時。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時,舊的社會主要矛盾也會讓位給新的社會主要矛盾。

三、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的歷史回溯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經歷了重大變化,我們黨對主要矛盾的認識也經歷了反復和曲折。梳理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認識上的變化,總結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的歷史教訓,有助于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

過渡時期的認識。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國進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19489,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7] 194935,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8];在“已經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的統治,并且根本上解決了土地問題”后,“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9]“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10]在毛澤東此時的語境中,是把一個社會的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筆者注)與工作重心、中心任務、工作重點相區別而使用的。

195266,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上的批語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11]以過渡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為依據,1952年黨中央制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功地指引全國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并不是用對抗的辦法,而是用和平贖買的政策來平衡過渡的。19816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明確指出:“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12]

八大前后的認識。在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之后,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這是關系到全黨全國確定今后的基本路線、根本任務、工作中心的重大問題。在這個歷史轉折的時刻,1956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及時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劉少奇在黨的八大上所作政治報告的決議中,談到了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相關內容。1956927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明確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13]

黨的八大關于政治的決議中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的基本精神,就是強調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社會主要矛盾,提出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不能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

鄧力群在回憶中說:“八大之后引起爭議的問題,是八大決議的政治部分”;“胡喬木負責政治部分”,“其中有一句話,講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國,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陳伯達說,“這樣的意思,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也曾講過。列寧說:先進的俄國,落后的歐洲”。[14]

據王光美回憶,1956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八大’《決議》關于我國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同志說:“喲,《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么辦?”當時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沒有說要改變或者采取什么措施。[15]

鄧力群在回憶中又說,八大過了一兩個星期后,毛澤東對“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相關表述提出異議。毛澤東認為:“現在看來,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妥當。列寧是拿俄國與外國比,不是講內部的矛盾;決議所說是國內的矛盾,這個不妥當。”[16]

195744~6,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匯報時說:“八大決議關于先進生產關系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說法,是犯了個錯誤,理論上是不正確的。有的同志說,所謂落后的生產力是與外國比較的,是與將來比較的。與外國比有什么意義呢?有矛盾,是指生產力本身由落后到先進。生產力怎能與外國比呢?我們的生產力與蘇聯、美國比是落后。比中國,怎么能說是落后呢?比蔣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進了嗎?有些同志說這是與將來比的,將來有一萬萬噸鋼。那是將來的事情嘛。這樣比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這個錯誤如何糾正,請大家想辦法。”[17]

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導致毛澤東對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改變。1957109,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8]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文件確認了毛澤東的判斷:“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經驗再一次表明,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19]這個論斷,動搖了八大一次會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196210,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并且把“整個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始終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點進一步延伸到“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后來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發展到極端就是犯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改革開放后的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首要一條,就是不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決定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79年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中聯系中心任務回答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問題:“至于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于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20]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在重新肯定八大的路線及其關于矛盾變化的基礎上,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21]值得指出的是,決議中把原來八大決議中“落后的社會生產力”的表述改為“落后的社會生產”。社會生產既包括生產力,又包括了生產關系。這樣的表述,就更為準確和周延。

黨的十二大確認了決議的提法,并載入了黨章總綱。十三大、十四大繼續確認了這個提法。1997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了更為完整系統的表述,就主要矛盾的地位作用、貫穿的歷史時期和范圍進行了新的概括。江澤民同志在大會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存在著種種矛盾,階級矛盾由于國際國內因素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但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22]

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基本上沿用上述關于我國社會發展階段、主要矛盾、中心任務的提法。黨的十八大基于“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認識,提出“三個沒有變”,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黨的十八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都堅持了“三個沒有變”的基本判斷。

但是,不變是相對的,變是絕對的。其實不變中已經孕育著變的因素。19921218日,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戰’。”[23]鄧小平在20世紀末就抓住了發展起來后也就是今天我們面對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也就是當前的主要社會矛盾。

20121115日,剛剛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在同采訪十八大的中外記者見面時就擲地有聲地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24]

201510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進一步把‘蛋糕’做大,為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奠定更加堅實物質基礎。”他還明確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況還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為此,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25]同時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著眼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不斷克服各種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我國社會歷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我們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盡量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體人民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26]“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時代的本質屬性,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五大新發展理念”的核心要義與落足點。

四、科學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

1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這一最為根本的政治原則,頂層設計、綜合解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新的重大創新,同時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全黨全國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黨的十九大關于黨和國家事業各項戰略部署的整體性、關聯性、協同性,全部統一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其精神實質和豐富內涵主要體現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明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和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為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譜寫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壯麗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為我們逐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牢固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不能就主要矛盾解決主要矛盾,而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把握全局,統籌考慮。在經濟領域,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積極穩妥解決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朝著共同富裕方向邁進。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上直接和根本體現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體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黨、國家和民族才有美好的前途。在政治的上層建筑領域,必須堅持十九大報告所說“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一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并把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些基本政治制度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這三者緊密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才能為逐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在文化的上層建筑領域,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經濟、政治、文化,方構建成為一個大社會。只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這三個領域同向發力,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我們就能穿過任何激流,越過任何險灘,就能乘風破浪,勝利到達彼岸。

2一定要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推動社會主要矛盾的不斷解決。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是正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十分重要的前提條件。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雖然發生了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發生了質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進入了新時代,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發展過程中呈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征。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仍然沒有過時,所以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但同時也必須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分為若干小階段,新時代方位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是初級階段中的中級階段。這一階段,與過去階段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在這一階段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時,對我們各項工作又都提出了不同的新要求。我們要正確處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個中心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之間的關系,同時也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中所要求的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毫無疑問,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毫不動搖。但新中國成立近七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關鍵的核心技術是引不進來的。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立足于自力更生、艱苦創業。自強、自立,這才能為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共贏,提供先決性的前提條件。有的人僅僅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理解為以GDP為中心,甚至是以招商引資為中心,從根本上忘記了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又有的人認為改革開放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甚至認為四項基本原則是對改革開放的束縛,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還有的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甚至要走封閉僵化的老路等。這些都不僅無助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而且還會引發社會新的更大更多矛盾的出現。黨的基本路線的核心,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十四條基本方略中的第二條:“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這是黨的基本路線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我們在推動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的過程之中,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一出發點與立足點。

3. 一定要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與社會非主要矛盾相互非正常轉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27]。“在各種矛盾之中”,“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28]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各方面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各種矛盾。十九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明確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我們在牢牢把握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現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同時,也要高度正視并處理好其他非主要矛盾即次要矛盾,以防止一些次要矛盾,在特定條件下轉化為主要矛盾。

4. 一定要始終扭住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不放,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決不是短期內能輕易解決的。始終扭住并科學把握這一矛盾加以解決,這是我們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除非將來發生大規模反侵略戰爭等突發事件,我們都應該始終牢牢扭住不放。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社會主要矛盾既然是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它必然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和黨與國家各項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們應著力找對“五位一體建設”和黨的建設不同領域中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關表現。十九大報告里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基礎上,也明確指出:“必須清醒看到,我們的工作還存在許多不足,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這些困難與挑戰恰恰是我們在各個不同領域急需認識和解決的問題。比如,經濟領域:“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政治領域:“全面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落實;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文化領域:“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社會領域:“脫貧攻堅任務艱巨”;“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生態領域:“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黨的建設領域:“黨的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等等。只有抓住了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在各個領域、各項工作中的不同表現,并采用不同的辦法,有針對性地去盡心盡力加以解決,我們的改革開放大業,才會再打開一個嶄新的天地,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

5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一定要堅定信心,居安思危。十九大報告中雖然沒有把堅定信心、居安思危單列一章一節,但是這一精神卻貫穿報告的始終。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深刻認識上述“兩個十分”的內涵及其辯證關系,十分重要。我們做的事業是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業,必然是偉大、輝煌的,同時也必然是艱難、艱辛的。不艱難、艱辛,就談不上偉大、輝煌。這實質上都在一個側面提醒我們,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解決社會種種矛盾特別是社會主要矛盾,一方面必須堅定信心,看到十分光明的前景。這是因為我們不僅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和豐富的經驗,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又有了一張十分切合實際但又十分宏偉壯麗的藍圖,更因為我們誕生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又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必須居安思危,看到十分嚴峻的挑戰。新中國成立前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29]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1027日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們將會面對許多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30]其實,從一定意義上講,最為嚴峻的挑戰還是來自于我們黨的自身。一是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20151029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31]20161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我們不能投鼠忌器,王顧左右而言他,采取鴕鳥政策,這個必須說清楚。全黨必須講政治,把政治紀律擺在首位,消弭隱患、杜絕后患。”[32]因此,必須按照十九大報告要求的那樣:“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嚴格執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否則,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就必然受到極大的損害。在特定情況下,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還有可能轉化成為我國的主要矛盾。二是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同樣,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也絕不是在敲鑼打鼓、觥籌交錯中就能輕易實現的。我們既堅定信心,又能在新征程上準備好面對許多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我們就一定能夠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全文刊登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2

 [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頁。

[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頁。

[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頁。

[4]《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頁。

[5]《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頁。

[6]《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頁。

[7]《毛澤東文集》第5,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45~146頁。

[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頁。

[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9頁。

[10]《毛澤東選集》第4,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3頁。

[11]《毛澤東文集》第6,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31頁。

[12]《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0~801頁。

[1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頁。 

[14]《鄧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頁。

[15]黃崢:《風雨無悔—對話王光美》,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168頁。

[16]《鄧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129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223~224頁。

[1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288頁。

[20]《鄧小平文選》第2,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82頁。

[2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5頁。

[22]《江澤民論加強和改進執政黨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頁。

[2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頁。

[24]《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民日報》20121116日。

[25]《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求是》2016年第1期。

[26]《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求是》2014年第1期。

[2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327頁。

[2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30]《切實學懂弄通做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在新時代開啟新征程續寫新篇章》,《人民日報》20171029日。

[31]《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求是》2016年第1期。

[32]《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53日。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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