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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駿 | 習近平同志為什么說,“國有企業加強是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點擊:  作者:丁堡駿    來源:《當代經濟研究》  發布時間:2019-07-19 10:02:44

 

【摘要】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生產資料所有制必須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中得到體現和運用。按照辯證法的運動變化的觀點,社會主義公有制,只有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才能實現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才能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直接利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已經明確地針鋒相對地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基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所作出的重大的戰略抉擇。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黨性在于其人民性,我們認為,要實現加強黨的建設、保證國有企業改革的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國有企業改革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必然要求改變廠長經理負責制,重新恢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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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志為什么說,“國有企業加強是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習近平同志系列講話政治經濟學思想研究

 

習近平同志在參加2014年“兩會”上海代表團的審議時提出,“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20157月習近平同志在視察吉林時更明確地講道:

【“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

這是習近平同志在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新的時代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戰略家的膽識和氣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出的新目標和新任務。國有企業怎樣在深化改革中不斷加強?國有企業怎樣才能在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中,對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時代課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

【“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1]

我們相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戰略目標和任務一定能夠實現。

一、“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目標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把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概括為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并且認為,“由于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2]394。今天,我們是不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關鍵就在于是否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所得出的科學結論——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首先,習近平同志將國有企業比作鳳凰,說明習近平同志以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主導方面的肯定。這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勝的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其次,習近平同志用鳳凰涅槃比喻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中經受洗禮,用浴火重生比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成以后強大的國有企業。這是習近平同志運用辯證法否定之否定規律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和最終發展趨勢的理論概括。

習近平同志在這里從總體上肯定國有企業的發展方向,肯定國有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做出的新的理論貢獻。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或其他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區別就在于,是不是贊成唯物主義歷史觀,具體說是不是相信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不是相信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如果我們按照那些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頂禮膜拜的人所開出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方案改革,走削弱和最終取消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道路,那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然會歸于失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將遭受更大的挫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區別于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就在于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主導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區別于改革開放前的舊體制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就在于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引進了市場和私有制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內在矛盾發展及其辯證揚棄而產生的新社會,其經濟本質上是非商品經濟。然而20世紀的社會主義,從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到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以及毛澤東等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所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都嘗試要取消商品貨幣關系來建設社會主義。但是,這些國家的實踐都證明:在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必須積極利用商品和貨幣關系,必須發展商品經濟。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商品經濟與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有沒有矛盾?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由于沒有正確處理好發展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與堅持社會主義的關系,由于在政治上沒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在經濟上沒有堅持和完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系,而導致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走向了失敗。

現在,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不能客觀地對待中國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出現的困難和問題,他們過分看重前進中的困難和問題而對進一步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喪失信心,主張干脆走改旗易幟,最終滑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改旗易幟滑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是邪路,這是我們全黨全社會都取得共識的。相信現在主張搞改旗易幟的人不會有人民群眾的支持。當然,也有另外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被改革成就沖昏了頭腦,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私有制經濟具有內在的天然的相容性,是沒有矛盾和斗爭的直接同一關系。這是一種不尊重事實而否認矛盾的盲目樂觀態度。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都沒有否定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甚至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在大量地引進商品和貨幣關系、大膽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列寧都一直以十分冷靜的態度承認社會主義經濟與這些經濟關系之中存在著矛盾。實際上,社會主義經濟,與商品貨幣關系,與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并不是天然同一的,而是存在著矛盾斗爭的。這種矛盾斗爭,在一定條件下是能夠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之中的。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又要不斷地調整各種經濟關系,以便能夠不斷地解決這些矛盾。如果我們不及時調整各種經濟關系或者對經濟關系調整不好,也會出現危機,甚至出現危機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危機。否則,我們便無法解釋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亡黨亡國的歷史事實。

中國改革是否成功,歸根到底要看在中國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經濟是不是占主體地位,關鍵要看國有經濟是不是發揮主導作用。如果我們承認在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特別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成分之間存在著數量上的此消彼長、質量上存在著互相矛盾和斗爭的事實,那么,我們就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中,堅持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成分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成分起主導作用。為此就要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各級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為人民經營好公有制的生產資料,使公有制經濟的普照之光引領資本主義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為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習近平同志關于“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關于“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論述,指明了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發展的這條光明的社會主義道路。

二、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必須在指導思想上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2013123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以“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題進行集體學習。在主持學習時,習近平同志鮮明地指出: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執政,面對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他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習近平同志還特別強調了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去解讀改革開放問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遇到難題,國有企業改革能不能走出西方資產階級政客和御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魔咒,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恢復和發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

1.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反對歷史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目前在對待國有企業的態度問題上確實存在歷史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干擾。歷史唯心主義思想方法,主要表現在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喪失信心,他們不相信有科學社會主義及其經濟特征即社會主義公有制。例如,吳敬鏈在《重啟改革議程》一書中說:

【“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賢顧準所說,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處。”[3]295

在這里,吳敬璉不區分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后來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不同性質,而是籠而統之地將這些革命都斥之為悲劇式的道路。

盡管吳敬璉一再聲稱自己的這些觀點是出自先賢顧準,而沒有說明有其他的思想淵源。但是,當我們讀到西方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時,我們就立即明白了事實的真相:該書作者對世界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所持的否定態度,來源于西方極右翼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哈耶克。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標志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4]在這部著作中哈耶克寫道:

【“還很少有人愿意承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并不是對于前一個時期社會主義趨勢的一種反動,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5]

可見,吳敬璉和哈耶克一樣否定人類社會能有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任何可能性。本文將在后面詳細探討究竟應該如何正確理解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府的作用。

我們要堅信,人類社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以后,必然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屬于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具體的初級的發展階段。我們只有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我們才能夠準確地定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定位。

2.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反對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過去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曾經出現了令人堪憂的局面:在一片改革浪潮中國有資產變成了謀取私利的瓜分對象,國有資產不斷流失,新型的社會主義勞動關系不斷減少。與此同時,一些非法的甚至是一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深惡痛絕的黃、賭、毒的勞動關系又以各種隱蔽的形式或公開的形式出現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沒有從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出發,而是從西方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出發,用錯誤的產權理論指導國有企業改革。

從抽象的產權出發,用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經營權、處置權、轉讓權等抽象概念議論經濟關系和經濟效率,這種經濟學范式最早見諸于蒲魯東的著作。蒲魯東于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權?》。在這部著作中,蒲魯東用新鮮的文體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維護私有制的各種論據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以權力平等為條件,強調人人有權享有自己勞動的產品。他認為一個工人即使得到了工資,也沒有實現對全部勞動產品的所有權。他認為,地主和資本家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扣留了勞動者的一部分產品,就是侵犯了他們的所有權。因此,他得出“所有權就是盜竊”的結論。

馬克思尖銳地指出了這部著作的嚴重錯誤和缺陷:

【“這本書的缺點在它的標題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無法給它一個正確的回答。古代的‘財產關系’在封建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封建的財產關系又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這樣,歷史本身就已經對過去的財產關系進行了批判。蒲魯東實際上所談的是現存的現代資產階級財產。這種財產是什么?——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分析來回答,這種批判性分析對財產關系的總和,不是從他們的法律表現上即意志關系來把握,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上即作為生產關系來把握。但是,由于蒲魯東把這些經濟關系的總和同‘財產’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類似的著作中用同樣的話所作出的回答:‘所有權就是盜竊’。”】

馬克思繼續指出:

【“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從這里得出結論說,關于‘盜竊’的資產階級法律概念也適用于資產者本人的誠實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盜竊’作為對于財產的暴力侵犯,是以財產為前提的,所以蒲魯東就糾纏在連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關于真正資產階級財產的種種幻想里面。”[6]1617

盡管如此,馬克思還是肯定了普魯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態度和勇氣。馬克思說: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財產?》無疑是他最好的著作。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內容新穎,至少是由于論述舊東西的那種新的和大膽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在我看來,蒲魯東的這一著作在風格方面強健的肌肉還算占優勢。而且我認為這種風格是這一著作的主要優點。”[6]18

蒲魯東站在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把小私有財產看作是一種“個人占有”。在他看來,個人占有是社會生活的條件,因而也是一種人類天然的“權利”。他主張在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后還要保留這種“個人占有”。由此蒲魯東在激烈地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同時,他又激烈地反對“共產制”。他認為“共產制”反對“獨立性和相稱性”,“壓制治理上和情感上的自發性、行動和思想的自由。”蒲魯東追求的是“第三種社會形式”。這是一種“綜合”共產制和私有制的“自由”,也就是使一切人“平衡起來”的小資產階級私有制。因此,蒲魯東認為資本主義有好的一方面和壞的一方面,社會主義只要對資本主義壞的一方面加以限制就可以實現了,因此他斷言,社會主義不必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革命,只要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就可以達到目的。

在隨后出版的《貧困的哲學》一書中,蒲魯東試圖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前一本著作中所提出的問題進行解答。然而,由于蒲魯東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他把所有權或“所有制”看作是與分工、機器等一個系列范疇相并列的位居第八位的一個范疇。對此馬克思尖銳地批評道:

【“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著。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7]258

在這里,馬克思首先強調了不同的社會歷史時代,有不同的所有權關系。例如,對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分析,馬克思是在對資本主義勞動力的買賣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分析中,具體說明的。再如,對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分析,資本主義地租和封建地租相比較,雖然二者都是以私有權形式表現的地租,但是,資本主義地租和封建地租卻表現出不同的生產關系。封建地租是勞動者農民全部剩余勞動的產物,表現的是封建地主和農民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而資本主義地租則是勞動者雇傭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超過農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那部分剩余價值,它體現的是農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剝削農業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對土地所有權及其實現形式——地租的認識,不能用形而上學的靜止的觀點去認識,不能僅僅停留于一個和“公有權”相對立的“私有權”的表面關系上。事實上,如果僅僅從“私有權”還是“公有權”的角度來看,我們就只能看到封建土地所有權和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共性,即我們只能看到二者都是私有權。這樣我們便看不到,同樣都是私有產權的封建土地所有權和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重大區別。因而,也就不能科學地區分作為封建土地私有權實現形式的封建地租和作為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實現形式的資本主義地租。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及其實現形式的資本主義地租,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

事實上,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六篇中,馬克思就是在前面對剩余價值生產、剩余價值流通和剩余價值在各類資本家之間的分配的分析成果的基礎上,具體分析了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是怎樣參與剩余價值分配的。可見,對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的研究,必須要有對剩余價值生產、流通和分配作為理論基礎才成為可能。否則,形而上學地給土地私有權下定義,便無從真正認識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的本質。

有人從中文所有權和所有制的字面意義之差,來證明所有權不能獨立于生產關系的其他范疇如分工等之外而獨立存在,而所有制則可以在這些經濟范疇之外而獨立存在。這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中文的所有權、所有制、財產都是從德文的“Eigentumsrecht”或“Recht des Eigentums”、英文的“Property rights”或“Rights of Property”,法文的“la propriété”翻譯而來的,而這三者中間往往是互譯的。如果僅僅根據翻譯者的翻譯而作出判斷,把所有權、所有制、財產看作是同等意義的范疇還感到證據不足的話,那么,在馬克思寫于18461228日的一封書信中則有更加明確的說明。馬克思說:

【“最后,所有制成為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后一個范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魯東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疇都是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權的東西。”[8]

可見,馬克思在這里明確地將所有制看作是不能與反映生產關系內容的其他范疇相并列。

所以,馬克思強調:

【“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7]258

馬克思的這一論斷正中蒲魯東的要害。蒲魯東沒有能力科學地認識資本主義所有權關系。他并沒有真正認識到資本主義所有權的本質,他不肯從辯證法運動的觀點去闡述資本主義所有權關系,而只是滿足于一個簡單的判斷:資本主義所有權不合法。馬克思雖然曾經認為蒲魯東批判資本主義所有權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馬克思認為蒲魯東用形而上學方法闡述資本主義所有權是錯誤的、有害的,因此對蒲魯東的這個錯誤給予了嚴厲的批判。

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的產權學派,雖然在一些細節方面與蒲魯東的理論有很多不同,但在將產權或所有權看作是脫離生產過程的經濟關系這一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不去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去研究人們在財富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而是在此之外抽象地議論財產權及其歸屬問題。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信仰者和宣傳者,都用脫離生產過程的產權和交易費用來說明企業的經濟效率。還有一部分經濟學家從私有者對產權關切的角度,提出提高國有企業產權明晰度以提高企業效率的企業改革方案。事實上,馬克思早就已經指出了隨著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的產生,由企業所有者直接經營企業的治理結構已經成為過時了的企業制度。馬克思說,隨著股份公司的成立,

【“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9]

總結我們對蒲魯東的所有權理論以及現代產權理論的批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個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這個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因此,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關鍵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我們共產黨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堅持在社會經濟主體關系上建立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無論是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還是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都不能片面地理解。生產資料所有制不能脫離一定社會生產以及反映這種生產方式的具體范疇之外而獨立存在。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生產資料所有制必須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中得到體現和運用。否則,我們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認識,就已經陷入形而上學和法學幻想之中。由此我們就能夠科學地解釋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已經建立起了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卻沒有能夠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行再生產,最終導致了亡黨亡國的悲劇。

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國有企業改革的幾個具體問題

1.必須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積極作用正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人民政府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是代表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新型政權機構。它與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具有完全不同性質,也與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發揮完全不同的職能和作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是資本家的政府。恩格斯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2]408因此,資產階級政府的作用歸根到底還是為壟斷資本和大資產階級服務的。在我國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作用的討論中,許多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很深的學術精英有意回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政府的性質,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政府混同于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例如在解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時,有人只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決定作用”,“而不講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有人雖然也強調“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但是這些人并不清楚:政府究竟發揮多大的作用才算做到了《決議》所說的“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首先,我們必須強調,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政府作用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有嚴重理論分野的。從對市場經濟認識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范式來看,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政府作用認識的理論先后有:(1)以反對封建干預為主要特征的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政府觀,即亞當·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論;(2)以西方資產階級政府通過政府干預而擺脫1929~193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為背景的凱恩斯主義的政府觀;(3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的以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論。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于“守夜人”政府理論和“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論是以否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于其自身的社會基本矛盾會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為其理論前提的。因此,這兩種政府理論應該是極少有什么科學性的理論。相比之下,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政府理論,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對資產階級政府作用的判斷具有更多的科學性。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同學派的政府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規模和政府作用,至少我們不應把目標定位于“守夜人”政府理論和“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論。

按照美國凱恩斯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薩繆爾森的理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由私營經濟部門和公營經濟部門構成的混合經濟。私營經濟部門和公營經濟部門都是政府宏觀干預或調控所覆蓋的對象。但是薩繆爾森強調公營經濟部門對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說,更具有直接的工具性的調控效果。當然了,我們在借鑒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理論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由于其“資本主義的機器”、“總資本家”的本質,其調控必然不會達到資產階級所預期的理想效果。2008年以來歐美的經濟危機,正在用新的雄辯的歷史事實再一次向世人證明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于其社會基本矛盾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實現資源配置,更談不上什么資源的最優配置!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資源環境危機的持續發展,都證明了私有制市場經濟的窮途末路。私有制市場經濟要擺脫大規模經濟危機的厄運,只有向其基本經濟制度這個基礎進行宣戰:消滅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然而,這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所絕對不允許的!

其次,我們必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與西方私有制市場經濟中的資產階級政府有本質區別的。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為工人階級利益工作的人民政府。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過渡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前期階段。過渡階段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力量,保證社會主義新型社會生產關系的建立。為此我們的政府必須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我們的政府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旗幟鮮明地為堅持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而工作,而不能有絲毫的軟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必須一方面要考慮市場經濟的通行規則,另一方面更要考慮我們的人民政府如何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對公有制生產資料行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因此,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人民政府的職能,理所當然地要包括政府對經濟,特別是對國有經濟的組織、協調和領導(或者也可以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帶有貶義意義的“干預”來概括)。就其作用的范圍和強度而言,要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作用。

在新自由主義的中國信徒那里,政府也是“經濟部門”,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是尋租的經濟人。因此,在政府部門里工作的個別領導干部的腐敗墮落不是個案。他們給政府開出的治病良方是將腐敗干部和他所在的政府部門一起砍掉。我們的政府領導人接受這個藥方以后,為了洗清自己尋租人的恥辱干脆放棄自己所在部門對黨和人民應該承擔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這明顯是與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相背離的。

再次,我們要堅信,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政府以后,人類社會必然會迎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人民政府。我們要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要相信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一方面能夠領導人民用法律和制度清除黨、政府和社會機體內的腐敗因素,另一方面能夠繼承和發揚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把我們的黨和政府建設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政黨和政府。相信我們的黨和政府能夠帶領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取得新勝利,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2.中國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的最現實的實現形式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被否定以后產生的一種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但是,社會主義新型的生產關系,并不能在一夜之間建立起來。因此,要經過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當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以后,盡管國內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其存在已經失去了階級基礎。但是,在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真正建立起來和得以鞏固之前,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和其他非無產階級也并不能一下子就轉變為無私無畏的工人階級,因此,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時這種斗爭還會很激烈。從國際關系來看,由于全世界范圍內的資產階級其階級力量仍然存在,還會以某種或明或暗的形式與工人階級及其新生政權進行斗爭。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和演變的圖謀從來都不會停止。事實上,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踐證明,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度里建設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任務還是異常艱巨的。在過渡時期里要完成過渡任務,必須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力量來保證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的建立。也正因為如此,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一種新型生產關系,還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建立起來,而只能以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建立起來。就是說,必須要由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機構來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我們不得不承認如下事實: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先鋒隊,在革命戰爭年代以巨大的犧牲為代價領導人民革命而取得的。然而,在奪取政權以后,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和以后的發展時期,中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先鋒隊——要面臨更大的考驗:能否建立和鞏固新型社會生產關系。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失敗,歸根到底都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并鞏固發展下去。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蛻化變質甚至最后走向反動,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在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亡黨亡國以后,國內外敵對勢力把顛覆社會主義事業的目標對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外敵對勢力制造借口攻擊和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攻擊和否定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國有企業。他們提出所謂國有企業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有人以國有企業“壟斷”而否定國有企業具有效率;有人以國有企業被“利益集團”所利用而主張取消國有企業;有人不顧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事實,給國有企業戴上“壟斷”的帽子;有人不顧西方大國的跨國公司在世界市場上瘋狂的壟斷經營,而對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指手畫腳;有人以中國國有企業資產被少數人利用謀取私利為借口否定國有企業。這些方面的種種攻擊,雖然也切中了我們國有企業的一些病狀,但是從普遍的規律來看,這些攻擊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

現在有一部分人,他們口口聲聲不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他們反對國有制。問題在于,在社會主義現階段,除了政府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機構和組織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對全體人民公有的生產資料負責。正因為如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堅持還是反對國家所有制,是堅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分水嶺。在現階段的中國,堅持國有制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反過來,否定國家所有制就是否定社會主義。現在,有人否定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管理國有企業,并以此為借口設計出種種其他的社會團體管理國有企業的國企改革方案。問題是,如果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不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管理好國有企業,那么,哪里還能有別的什么機構或團體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管理好國有企業?這是不是把國有企業管理的責任從“本丟”又推給了“彼拉多”了呢?①恐怕我們的經濟學精英這樣推來推去,并不是想不解決問題,而是想要在這個推來推去的過程中把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國有企業解決掉!

3.全民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總和,離開社會生產過程就必然背離和否定社會主義生產關系

前面分析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所有制或所有權理論時曾經指出:蒲魯東將所有制或所有權看作是獨立于生產關系各個環節之外的單純權利范疇,因而陷入了形而上學和法學幻想。現在,有人在改革過程中卻有意無意地脫離社會生產關系的各個具體環節而抽象議論公有制。

在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經濟學家,都曾經設想在不變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條件下,改善勞動人民收入和生活狀況。對此恩格斯批評道:

【“期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另一種產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在陰極放出氫。”[2]403

恩格斯在這里堅持了生產關系中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領域經濟關系的統一性和系統性的觀點。我們有些經濟學家不了解這一點,在討論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改革的時候總是忘記我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決定作用。他們一面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一面又煞有介事地宣揚所謂的收入分配的“橄欖型”結構。事實上,分配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的背面。只有堅持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各個領域里體現出真正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前一個時期,我們有的經濟學家為了證明我國現階段公有制已經不占主體地位,用統計數據證明公有制的生產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已經不足50%;而另外的經濟學家則千方百計地用自己所掌握的統計資料處理方法,證明公有制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仍高于50%。在這種討論中,兩派經濟學家似乎都接受了這樣一個大的理論:如果公有制的生產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超過50%,那么,此時社會經濟成分就可以界定為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反之,如果公有制的生產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已經不足50%,那么,此時社會經濟成分就可以界定為不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我們認為,這種不顧生產過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中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發揮,而單純從數量關系方面判斷社會主義公有制,應該說是重復了馬克思曾經尖銳批判的蒲魯東所犯過的“陷入形而上學和法學幻想”的錯誤。

從辯證法的運動變化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公有制只有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實現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才能真正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衡量一種公有制生產資料是不是真的體現了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關鍵就在于看其是否實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是不是真正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按照這個判斷標準,不管以全民所有制冠名的生產資料數量有多大,如果不是用于實現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不是用于實現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是用于為少數人攫取經濟利益進行經營,那么,這種冠名為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就是與勞動人民沒有關系的生產資料。這種脫離了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變異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按照唯物辯證法運動和變化的觀點分析全民所有制經濟關系,我們的國有經濟成分的作用也不僅僅是局限于它在整個國民經濟總量占比的數量范圍之內。我們可以學習壟斷寡頭利用“參與制”控制經濟的辦法,放大國有資本的作用。然而,我們切切不要忘記:“參與制”可以為公有資本所利用,用它來放大國有資本的作用以實現公有制的生產目的。但是“參與制”同樣也可以為放大私有資本作用服務,實現私有制生產目的。關鍵問題在于我們公有制生產資料的主人能不能控制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使生產經營活動按照有利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需要的目的。如果我們公有資本不能夠取得控股地位,我們就只能在混合所有制中淪落為參股者,如果這樣,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控制和利用!

我們過去的國有企業改革由于個別領導腐敗、管理不善,投資失誤等造成了巨大數額的國有資產流失。習總書記曾經對此作過尖銳的批評,因此,現在有人提出將國有資產不被低價處置或國有資產不流失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條底線。當然,國有資產流失或者國有資產被利益集團輸送給非國有企業或個人,是背叛共產黨和人民利益的違法行為,我們必須要堅決制止。但是,如果國有企業改革就以此為底線那就錯了。按照辯證法的邏輯,以足夠的價值等價處置國有資產而不及時重置新的國有資產,那也就等于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關鍵在于為勞動者創造一種能夠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生產關系。足值出售國有資產,導致勞動者自己的生產資料退出生產過程,勞動者就喪失了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機會和可能,對勞動者而言,也就等于喪失了這種生產資料。因此,我們在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時,千萬不能忽視國有企業要為勞動者創造平等的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生產關系。

4.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公有制的邏輯,不能運用私有制的資本邏輯去解釋和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

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解,我們必須要站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立場上,以一種超越生產資料小商品生產私有制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高度去進行解讀,否則必然會造成歪曲的解釋。目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泛濫,中國經濟學精英跟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思路分析中國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產權缺位倫”或“產權虛置論”便是中國經濟學精英對國有企業的曲解之一。

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究其本質而言,是全體人民自己來直接行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并且直接享有相應的受益權。但是,在社會主義現階段,由于階級和國家尚未消亡,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只能由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國家代為行使所有者的權力。全民所有制企業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所有者是全體人民。在現階段全體人民的代表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省(區)市縣各級人民政府。

國有企業“產權虛置論”或“產權缺位論”,實質上是說各級各類政府不代表全體人民利益,是“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政府。這種國有企業“產權虛置論”或“產權缺位倫”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其利益代表著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否定。按照這種理論,世界上就不應該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因此,人們發現這些經濟學精英打著為國有企業改革治病的旗號,實際目的就是通過“改革”而消滅國有企業。對于這種錯誤理論,我們必須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予以堅決的批判。

四、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如何實現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20世紀蘇東國家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反復證明: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不能直接取消商品貨幣關系。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利用市場經濟手段發展社會生產力。然而,我們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利用一定的資本主義經濟手段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絕不是非理性的。我們注意到,就在中國部分經濟學家極力宣傳西方市場經濟神話的同時,以美國次貸危機、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使歐美市場經濟國家仍處于復蘇乏力的狀況。有鑒于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能拒絕吸收借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效率方面,但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又不能聽信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我們設定的旨在否定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特征目標。事實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的反映社會主義本質的就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

習近平同志用“鳳凰”比喻中國的國有企業,用“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種美麗傳說寄希望于中國國有經濟重振雄風,也以此預示通過中國國有企業的振興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按照習近平同志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講話精神,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5913日印發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開宗明義寫到:

【“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

這一段文字再一次明確了在社會主義中國國有企業的性質、地位、作用以及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意義。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一個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為完成這一重大時代任務,我們必須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飛躍。

首先,全黨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認識,堅定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信心和決心。中國經濟學界西化派經濟學家也包括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員,受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一直將所謂國有企業壟斷論、低效率論、彌補市場失靈論等奉為真理,因而否定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國內外的社會主義的敵人就是用這種否定全面所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的辦法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現在《指導意見》已經明確地針鋒相對地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基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所作出的重大的戰略抉擇。我們要深刻認識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決定性意義。為了使全黨上下能夠自覺地把思想統一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上來,必須要在全黨范圍內進行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必須要來一次撥亂反正,要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目前,我們必須重視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的圖謀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滲透,要有針對性地拿出切實可行的、有效的措施進行應對。要注意發揮意識形態陣地作用,要積極引導高等學校和各級黨政干部學校中的社會科學教師,創造性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及黨的創新理論,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特別是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進行批判。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實現在堅持、發展和弘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創新理論基礎上,實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

其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和“三嚴三實”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統一思想、振奮精神,把我們的黨建設成忠實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基礎上,建立和引領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不應該有層次不同的若干條。不同層次的若干條中一定會有許多條不是屬于“核心”部分的。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應該體現預備黨員在入黨誓詞中所宣誓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具體化為日常工作中,就應該是為維護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關系而奮斗。作為國有企業領導人的黨員干部,一定要踐行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而不能沾染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自私的尋租的經濟人價值觀。我們黨要對黨員,特別是要對在國有企業中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共產黨人核心價值觀教育,用一切政治的和司法的手段堅決懲治國有企業中黨員領導干部的職務犯罪。中國共產黨對國有企業領導干部不能采取所謂的“高薪養廉”政策。要將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根本宗旨落實到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具體工作之中。不斷改善和深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領導,是搞好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重要的思想保證和組織保證。

再次,用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教育和武裝中國工人階級,盡快將中國工人階級鍛造成為能夠承擔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重任的堅強的領導階級。按照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必由之路。中華民族要實現這一夢想,歸根到底要依靠中國工人階級偉大的創造力和貢獻。我們也必須正視:我們的工人階級隊伍沒有經過機器大工業時期所受的鍛煉,因此,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還不夠高。中國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認識還存在某種片面性,存在著用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理解公有制的現象。一定意義上說,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在一定的范圍內出現國有資產流失,國有企業被人為地破產,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是這些企業的工人隊伍。但是,這些腐敗事件能夠順利完成,與我們這一范圍的工人階級隊伍素養不高也不能說沒有關系。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鍛造一支現代工人階級隊伍還是意義十分重大的。現在,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經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和鍛煉以后,已經表現出了更加寬廣的胸懷和更加昂揚的斗志,是一個更加成熟的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偉大階級。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一定會為做強做優做大中國國有企業和振興國有經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歷史性貢獻。

然后,對現有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要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辯證的否定觀予以改革。運用辯證的否定觀分析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不能簡單地對其說“不”!它應該是既有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肯定的理解,同時也有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否定的理解。從肯定的方面來看,共產黨人進行革命和建設,最終極目的就是要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要特征的、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消滅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目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經濟形式,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唯一可能的實現形式。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想和追求,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是中華民族能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經濟脊梁。因此,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從否定的方面來看,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也確實存在某些弊端。由于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侵入,由于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對于思想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的準備不足,一部分黨員干部,包括一部分中高級領導干部,沒有經受住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將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作為個人牟取高額利潤和發財致富的手段,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淵。由于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思想的長期侵蝕,一部分工作在國有企業的工人,也將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看作是自己取得高額收入成為新富階層的手段,因而忘記和背叛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的遠大理想。因此,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進行改革,必須要破除現在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國有生產資料和國有資本為利益集團所利用進行牟利的利益固化的藩籬,使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成為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營造一種自己能夠作為所有者參與勞動的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

最后,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絕對領導,必須要在體制機制上做出調整和完善。關注國有企業改革的同志會很敏感。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5913日印發《指導意見》,一周時間后,即2015920日中共中央辦又印發了《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其中,《指導意見》專設了第七項“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來規定如何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中央又緊跟著出臺了《若干意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黨中央對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黨的建設問題的極端重視。

《若干意見》還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也是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

這是一個認識上的飛躍。以往我們國有企業改革,中小企業從簡政放權、承包制、租賃制,到改制賣給個人。大中型企業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一步一步地在事實上削弱了黨的領導。現在,我們重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按照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中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觀點,國有企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必然要從企業的生產經營的各個活動領域和各個管理機構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若干意見》強調:

【“堅持黨的建設與國有企業改革同步謀劃,充分發揮黨組領導核心作用、黨委政治核心作用、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

我們認為這里必須要在思想上撥亂反正。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第一,究竟是股東代表大會還是職工代表大會能夠代表全民利益?第二,究竟是董事會,還是黨委會能夠代表全體人民利益對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進行經營管理?第三,究竟是監事會還是全體工人選出的工人代表,能夠對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和全體勞動者結合的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監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就在于其人民性。我們認為,要在國有企業中實現加強黨的建設、保證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必然要求我們對現在實行的廠長經理負責制進行變革。變革的根本指向是重新恢復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

總之,習近平同志關于“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關于“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論述,指明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光明的社會主義道路,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主勞動關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必由之路。

 

【丁堡駿,吉林財經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15年第11期。】

 

注釋

①馬克思在批判亞當·斯密在分析商品價值分解時丟掉了不變資本時曾經用過這個典故。這個典故的大意是,本丟和彼拉多是羅馬的一個猶太總督的名和姓。據福音書記載,耶穌被解送到本丟那里受審,本丟知道耶穌是加利利人,屬希律所管,就把他送交給希律,希律拒絕審訊,又把他送回彼拉多。人們用“從本丟推給彼拉多”表示推來推去,不解決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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