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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全球化分裂:成因、未來及對策
點擊:  作者:李曉    來源: 吉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  發布時間:2019-06-19 07:48:04

 

      【編者按】:特朗普執政以來,在“美國優先”的方針下推出了減稅、退群等一系列新政策,加上英國脫歐,英美兩國從當年世界自由貿易開創者到當代經濟全球化主導者,其行動是否意味著經濟全球化正在出現歷史性逆轉,這已經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也是中國戰略選擇的主要依據。為此,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雜志特邀我國世界經濟研究領域的十位資深學者進行了一場筆談,就全球化是否出現逆轉,當前變局的原因是什么,將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什么影響,以及中國應如何應對等問題進行了逐一解析。這些文章既有用分裂、重構、退潮等不同提法來刻畫當前全球化態勢的,也有辨析全球化進程和強調全球化不可逆轉的;既有從美中俄大三角關系這一宏觀層面上分析全球化的,也有從全球資源配置扭曲這一微觀意義上分析美國政策影響的;既有面對全球化新態勢探索對策的,也有從全球化收益決定機制上重申開放型發展戰略的。整個筆談邏輯嚴密,視野寬闊,分析深入,觀點鮮明,集中代表了我國學者對當前全球化態勢的主要觀點。

全球化分裂:成因、未來及對策

 

 

本期主筆:李曉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十年里,曾經高歌猛進的全球化突然發生了重大轉折。英國脫歐、高舉美國第一旗幟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并宣布退出TPP,世界貿易與投資增速大幅放緩,貿易戰陰云密布……對此,國內外學術界多以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予以概括。我認為,這種認知是不準確甚至是錯誤的。1492年大航海時代開啟迄今,所謂的全球化經歷了近五百年的緩慢發展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方才達到高潮,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二戰后以 GATT(WTO)IMF等為代表形成了全球市場規則的統一;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前蘇東國家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所導致的全球市場規模的統一。因此,全球化本身是無法被阻擋的,更是不可逆的過程。我們現階段所經歷的一切,本質上是全球化的分裂。

 

除了前述幾個表面現象之外,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伴隨著世界格局的巨大變化,尤其是中國崛起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G20力量的日益強大,美國認定它曾經支持并主導的WTO規則已對其造成重大的利益損害,必須重新制定并主導新的全球貿易規則,此乃其推動構建TPP的重要原因;二是在全球多邊貿易安排受阻的情況下,世界性的區域一體化浪潮迭起,相互臨近的各國、各地區紛紛試圖構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如目前僅在東亞地區就交叉存在著七個區域性多邊合作框架(談判進程),即東盟10+3框架、 RCEPAPEC、中日韓FTATPP、東盟10+6框架、東亞峰會10+8框架等;三是二戰后在美國主導下所形成的有關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流價值觀發生了重大分裂,即杜魯門總統以來所堅持的美國必須汲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讓后發展國家通過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多邊貿易、金融安排獲取經濟增長收益,借以構建和平繁榮世界的主流價值觀,被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美國第一原則打破了,特朗普的頻繁退群正是這種價值觀分裂的反映。這是最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簡言之,所謂全球化分裂,就是指世界主要大國之間不再有統一的有關全球經濟發展的價值觀或者共識,而是謀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貿易金融規則的過程。

全球化分裂當然是世界格局變化的一個重要結果。但如此認知全球化分裂的成因即便不是錯誤的,也是膚淺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一百多年前的某些具體論斷盡管具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其基本原理無疑反映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人們便對美國衰落的話題津津樂道,但近六十年來的客觀現實顯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問題的關鍵在于,人們過于關注這一話題本身,卻對決定美國核心利益的經濟結構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很少進行認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20世紀60年代布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危機直至70年代初的崩潰,本質上反映的是美國實體經濟作為霸權基礎或者核心力量的相對衰弱。尼克松總統關閉黃金窗口后所形成的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信用周轉體系即美元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特里芬難題的制約,使得美國走上了憑借債務擴張刺激經濟增長的道路,不僅美元發行數量激增,金融資產規模迅速膨脹,而且通過1980年底以來一系列的金融規則、制度的調整與變革,形成了一個具有廣度與深度的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其結果就是經濟結構的高度金融化:不僅金融業產值遠遠高于制造業產值比重,金融業利潤占整個行業利潤的比例也從1960~1984年間的平均12%左右上升至1985~2016年間的21%(最高曾達到31%),美國居民與非金融機構的資產結構也發生了類似變化,財產性收入和股票、基金類投資收入迅猛增長,同時美國企業的經營理念也從企業社會責任轉變為股東價值最大化等等。

經濟金融化與美元體系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的核心利益,進而改變著美國控制世界的方式。首先,金融服務業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近年來美國對外貿易中服務貿易占比一直高達1/3左右,因而其收益及其巨大的影響力成為美國的核心利益;其次,資本賬戶在美國國際收支調整中的地位上升,美元的升值、貶值已不再是美國地位的反映,而是其支配、控制全球資本流動規模、方向的手段,成為掠奪全球財富的主要工具;最后,由于擺脫了黃金魔咒的約束,美國可以通過貨幣擴張、金融擴張等手段刺激消費擴張進而推動經濟增長。正因為如此,現階段以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為核心標志的全球經濟失衡實際上是美元體系得以順利運行的前期條件,任何所謂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探究不過是個偽命題。

經濟結構金融化使得美國成為典型的金融國家,其他國家則基于自身制造業比較優勢成為貿易國家”[1]相應地,伴隨著美國核心利益的變化,金融業(服務業)及其收益或者影響力成為美國霸權結構的核心或基礎。這一重大變化對美國國內政治力量重組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未來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概念,美國經濟金融化在全球范圍內構建了一個雙重的中心-外圍結構。第一重中心-外圍結構是國內的貧富兩極分化,其主要表現就是中產階級的破產,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化所導致的資本利益同勞動者收益的脫節、分離,其主要政治后果就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第二個中心-外圍結構體現在金融國家貿易國家間不僅競爭空間出現差異,而且競爭規則、相關理念正在發生重大分裂。二戰后美國所構建的IMF/GATT等全球多邊金融貿易安排使得世界經濟進入規模擴張階段,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解體,幾乎所有國家均被卷入世界市場當中,結果便是生產競爭的加劇促使利潤率下降的危機頻發。也正是在此過程中,美國經濟金融化實際上擯棄了傳統的規模擴張過程,開啟了一個新的結構擴張過程。我們可以將這一過程視為美國謀求擺脫傳統經濟危機約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規則即通過貨幣擴張、資本泡沫刺激經濟增長,開辟新的利潤邊疆的過程,自然,這也是使得經濟增長收益更多地被具有較高流動性和投機性的國家、階層所控制和重新分配,并促使泡沫橫生及金融危機頻發的過程。

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最主要的貿易國家,既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全球化分裂成本或風險的主要承擔者,因而必須客觀、冷靜地予以應對。

第一,作為一個正處在崛起當中的國家,必須冷靜地認知自身崛起的性質。決定中國崛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對外開放,即通過將中國經濟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當中,融入美元體系而獲得經濟高速增長空間,并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途徑成為該體系的最主要的支撐者,也自然而然地成為該體系的潛在或顯在的受害者,這是一個正常的邏輯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對中國崛起的性質抱有理性認知:一方面,中國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另一方面,中國崛起的內涵不僅是經濟上的,它是一個綜合性概念,與經濟實力的提升相比,對真正的大國而言,軟力量的塑造更為重要。

第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美國不會成為正常國家,更不會收縮,這不過是以往美國衰落話題的同義反復。根據歷史經驗與當今現實,美國正在做的主要有兩點:一是更改并引導新的全球貿易規則,不僅要確保自身從中獲利,更要遏制對手敵人的收益,所以,盡管特朗普暫時中止了TPP,但美國遲早會重新參與或引導TPP的構建,這與其謀求維系盟國關系或改變國家形象關系不大,主要是基于其經濟結構及其核心利益的變化;二是將中國視為其最主要的對手敵人,并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軟硬力量予以遏制、打擊。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美國的收縮,也許是正確的。美國的這種戰略調整已悄然進行了十余年,如今已躍然臺上,此乃當今中國國際關系中最大的戰略變數。自20世紀以來,美國通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后的冷戰已經認定,不允許歐亞大陸上出現可與己匹敵的競爭對手,這類對手的出現不僅會受到周邊國家的制衡,而且美國將充分利用這種制衡。因此,雖然經濟全球化使得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賴關系,但考慮到國際政治競爭與國內政治競爭的性質不同,主要是同質性競爭,因而任何一種形式的均勢都無法確保危險狀態的形成,諸多歷史經驗證明了這一點,不可掉以輕心。

第三,大國競爭的本質在于制度競爭,這在全球規則及其共識分裂的狀態下體現得更加明顯。我們必須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所思考:一是在理論研究上,不應僅僅關注大國崛起的經驗,更應著重分析歷史上西班牙、法國、德國、俄羅斯等曾經的老二的失敗教訓;二是在戰略考量上,應更多地關注自身崛起,而非國際主導,因為在全球化分裂狀態下任何大國都無法提供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同或遵守的國際規則,所以應將主要精力關注于國內制度建設,其目標是構建一套可以進行持續性國際競爭并勝出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提高效率、激發活力;三是在具體策略上,應將同美國的競爭關系控制在貿易領域,個別產業部門的貿易競爭或國際訴訟的失敗無礙全局,但貨幣金融領域的競爭涉及全局,且目前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水平和質量同美國相比遠不在一個層級,故必須盡力避免,日本在這方面的教訓值得我們銘記于心。

第四,將現階段對外關系的重心放在周邊,全力協調、處理好周邊關系。無論是從當前中國經濟的實力,還是周邊一些國家試圖憑區域經濟合作抗衡中國的企圖來看,我們都應將國際關系的重心放在周邊。如何管控或盡快消除與周邊國家間的各種矛盾、沖突,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經營好周邊,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注釋:[1] 所謂金融國家,是指掌握著金融霸權的國家,其本幣就是世界貨幣,其金融市場具備調控全球金融資源并制定相應市場規則的能力。所謂貿易國家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國內的金融市場封閉且不發達,或無法引領國際金融市場發展潮流并制定其規則的國家;二是指那些制造業發達,主要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而且本幣尚未成為世界性貨幣,不得不依賴出口貿易賺取外匯收入的國家。當然,也可泛指那些沒有掌控金融霸權的國家。參見李曉,丁一兵.亞洲的超越——構建東亞區域貨幣與人民幣亞洲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14-18.

2018年第5周第1期(總第25期)

本文原載于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雜志2018年第三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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