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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改革中的所有制改革之度 ——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二
點擊:  作者:王今朝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9-07-28 09: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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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古典哲學中,都有一個度的問題。中國古人講“過猶不及”。馬克思主義講量變引起質變。列寧說,真理往前邁進一步就是謬誤。度過則質變。那么,在我國70年的發展中,在所有制改革中有沒有度的問題呢?毫無疑問是有的。超過了這個度,事物就走向反面。在前面三十年過分講究一大二公出現了不少問題,在后面三十多年,就沒有問題嗎?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也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本文認為,相互聯系在于兩個時期都承認所有權安排事關國體,區別在于后者實際上在理論上承認一定比例的私有制成分的合法性,并在實踐上走得過遠。可以說,只有通過深入研究所有制改革之度,我們才能把兩個時期貫穿起來、統一起來,才能為今后的所有制改革提供清晰的理論說明。

 

一、所有權安排事關國體

 

圍繞所有權是否重要的爭論本身就是一場斗爭。如果所有權不重要,就不存在圍繞所有制改革所進行的偉大斗爭了。那么,所有權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不重要的呢?

 

康德、黑格爾等哲學家都把所有權作為其法哲學體系的核心范疇,蘭蓋提出“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權”的見解,【1】韋伯、梅因等思想家也把所有權看作現代文明的第一基石,蒲魯東“把私有財產的實質問題看做對(資本主義)國民經濟學和法學生死攸關的問題”。【2】馬克思說:“一無所有的人也就是極其卑微的人”,【3】“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之后才能獲得自由”。【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要動機就是要揭示所有權的自由本質如何走向自我異化,并探討這種異化自我揚棄的可能性。【5】

 

無論是從這些古典思想家,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看,現在一些人所說“所有權不重要”,都是睜眼說瞎話了。一個有錢有資產的人面臨被剝奪的命運時說所有權不重要,可能意味著他愿意把自己的資產拱手交給社會,是覺悟很高的表現。當他還沒有面臨這種威脅時說這種話,則可能是有產者的沾沾自喜,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一個有錢有資產的知識分子說這種話,只能主要是為了麻痹無產者,以解除無產者剝奪有產者的威脅,或者讓無產者所擁有的社會資產進一步轉移到他們的名下。康德、黑格爾的理論如果有錯誤,也多半是無心之失,他們都與資產階級劃清了界限,沒有讓自己的知識被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污染。在當代西方著名經濟學家中,也許,只有薩繆爾森、繆爾達爾、奧斯特羅姆等人有這樣的節操。這樣,披著知識分子外衣的資產階級乏走狗就定有不少了。

 

缺少理論素養的人可能會說,不能認為馬克思等人說的什么就是對的,其他人說的就是錯的。那么,從如下事實就可以看出,馬克思等人關于所有權重要的觀點確實是對的。

 

在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建立起初始的資本所有權后,資本家之所以能夠持續地得到利潤,從而能夠得到遠比普通工人、農民為多的收入,從而導致社會收入分配進一步兩極分化,就是因為他們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當資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資本轉變為勞動力時,他就由此開啟了自己的總資本增殖的過程。資本家對自己的商品具有所有權,并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占有別人的商品,這就是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從單個過程來看,無論資本家向工人支付工資多么及時,表面看起來多么公平,資本家還是獲得了剩余價值。資本家通過勞動力的買賣,占有了工人生產的全部產品及其中包含的剩余價值,這被稱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就是由于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和資本主義占有規律所決定的。

 

資本家不僅從生產過程還通過股票市場取得對新收入、新財富的所有權。股份公司通過發行股票籌集企業所需資本,股票持有者通過購買股票(以高于或低于面值的發行價或二級市場價)成為股份公司股東,其所有權依據其所占股份比例確定。股票是一種標示資本所有權的工具。在此所有權下,持有者可以得到股息收入和因股票價格漲跌而產生的損益的所有權。在股票生產正常的情況下,大資產的所有者一般都能從股票市場得到正的收益。即使在股票市場非正常的情況下,大資產所有者也可能從股票市場得到正的收益。這對于其它金融市場也是適用的。

 

資本家不僅從生產過程、股票市場,還通過土地市場、住房市場取得對地租、房租這種新收入、新財富的所有權。地租等租金收入也是土地所有權來決定的。有人說,錯,中國土地地租收入是由使用權而非所有權決定的,因而使用權重要所有權不重要。這只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土地所有權確實歸國家和集體所有,當個人得到這些土地的所有權時,原來內含于所有權的使用權和某些收益權就讓渡給個人了。這類似于西方國家資本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但西方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后,依然稱為資本主義,資本所有者依然保持著資本的控制權。所以,即使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使用權也是建立在所有權基礎上的。使用權決定蘊含在所有權決定之中。使用權重要并不證明所有權不重要。而且,有誰見過美國軍工資本集團把資本的使用權轉移給其他集團呢?有誰見過華爾街把其資本的使用權交給其他集團呢?其他財團呢?

 

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有權公有的制度)基礎上的按勞分配才能達到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分配制度所無法達到的平等程度。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特別是不承認有人能夠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拿到利潤、租金、股息,也不允許有人拿到巨額利息。每個人都只能作為勞動者而獲得彼此相差不多的收入。這意味著剝削已經被消滅。在這個意義上,它確實是人類歷史的重大進步。真正實行按勞分配,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公平分配關系。

 

主要由所有權決定收入的結構在每一個社會和一個社會的每一個階段都適用。正是由于所有權在收入分配中處于核心的地位,在現實中,依然處于待穩定狀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重要的改革、運作都是改變,或者變相改變所有制、所有權。因此,在收入上出現大問題一定是所有權的配置出現問題,反過來,收入上存在的問題都一定要主要由所有權的(重新)界定來解決。當所有制改革超過一個度時,就意味著重新界定所有權達到了一個質變的程度,就意味著社會改革,甚至社會革命。

 

二、中國所有制改革的生產關系后果

 

1978年前的中國所有制改革是加強公有制,有時候可能加強過度了。但原有的社會主義所有權已經讓中國建立起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證明了這種所有權安排的有效!更何況,期間還經歷了許多人認為對生產具有極大破壞作用的大躍進、文革。據此,可以設想,中國在1978年后即使沒有對既有的社會主義所有權進行改革,生產力依然可能會在30多年中有大發展。比如,中國早在計劃經濟時期就生產出了自己的汽車、飛機甚至計算機,那么,只要發展它們的生產,中國GDP會增長多少呢?因此,中國生產力在所有制改革后有巨大發展不假,但有巨大失誤,認為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也不假。這樣來看,在用生產力評估中國的所有制改革時,很難得到令人信服的結果。那么,根據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的框架,只有用生產關系來衡量中國的所有權改革的社會后果了。一旦用生產關系來衡量,就可以發現,我國1978年開始的所有制改革在取得令世界矚目的生產力成就之外,也出現不少嚴重問題。

 

第一,雇傭勞動力已經成為或趨于成為中國勞動力的主體了。2018年,一種名為“五六七八九”的數據(即民營經濟對國民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出現在工商聯和一些官方部門宣傳的資料中。這些數據雖然并不準確,但也反映出中國勞動力的結構了。

 

第二,中國收入分配已經從改革前的世界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僅僅過了三十多年,中國億萬富豪的數量已經居于世界前列。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如果不加以克服,未來更是可能占人口百分之一的富有者占有全社會百分之十、二十甚至三十的社會財富,與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勞動大眾所占社會財富大致相當。西方經驗表明,這種格局甚至連瘟疫也難以消除。【6】

 

第三,除生產力巨大但又非充分發展外,中國經濟運行出現諸多不虞后果。改革的“初心”本來是改革中國經濟的運行機制,是基于對計劃經濟運行機制的不滿意。然而,在所有制改革后,私有資本日趨增多,許多單個資本日趨增大。這種本質上無計劃的擴張導致低水平產能過剩。這不僅表現在中國房地產大量積壓,少數人占據大量房產,房價居高不下,而且表現在中國多次出現內需不足引致危機的情形,而且表現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多年都未能實現上。私人資本為了追求利潤的擴張必然以越來越大規模地犧牲環境為代價,從而導致環境、生態遭受嚴重污染和破壞。當環境生態因污染、破壞而不適宜居住時,少數富人可以移居它地,甚至移居海外,普通老百姓則無錢可移,只能呆在原地,身體飽受環境的侵蝕,長期高負荷勞動,有的罹患癌癥,經濟發展對于他們成為黃粱一夢。

 

第四,中國出現了一個高收入集團,經濟開始受到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與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雙重支配。民營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性質的經濟,就是私人經濟。當這種經濟形成后,中國必然出現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就是憑借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得到私人利潤的群體。由于私人利潤遠遠高于工資,因此,拋開環境污染等不談,中國必然出現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這個時候,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主人翁作用就被大大削弱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種格局不可能穩定,必然導致周期性發生經濟危機,最終被社會主義所取代。這不是一個巨大的折騰嗎?相比這個折騰,如果文革是折騰的話,那也是小巫見大巫。

 

綜合以上,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1978年后的中國所有制改革是否如1978年前的所有制改革一樣,都有一個度的問題呢?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

 

三、中國所有制改革的上層建筑后果

 

除了生產力生產關系框架及其構成的經濟基礎概念,馬克思還有一個重要概念,即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一般分為政治上層建筑和思想上層建筑。我國思想上層建筑上面臨的問題已經開始得到解決,本文第一部分所處理的也可以看作是思想上層建筑問題。因此,本文這里只揭示出中國所有制改革的政治上層建筑的后果。因為如果我們把政治上層建筑的問題厘清了,思想上層建筑上依然存在的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毫無疑問,在公有制不斷加強的1949-1976年,我國的上層建筑是高度穩固的。而從1978-2012時期,我國的上層建筑則呈現了令人擔憂的趨勢。

 

第一,所有制改革使得中國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大大縮小,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被嚴重削弱,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極大擴大和發展,致使憲法確定的公有制主體地位有被私有制所取代的可能。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六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第七條)。一些數據即使有問題,也反映出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大大縮小,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被嚴重削弱,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在中國過度發展,憲法確立的公有制主體地位遭到極大的威脅!如果所有制改革不懸崖勒馬,不經過革命,就難以回頭是岸了。

 

第二,所有制改革所產生的官僚-資本的結合,非下重拳難以根治。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就出現了官倒。官倒就是資本與官僚的二位一體,這種二位一體比資本與官僚的勾結更嚴重。好在隨著中央政策的調整,也隨著“價格雙軌制”的曇花一現,官倒也趨于消失了。但官倒趨于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就是資本與官僚的結合了。一些資本掌控者成為了高級官員的座上客。有的政府官員的資本座上客有許多。后來,更出現了以高級官員為核心,以次級官員和資本為主要成員的這個會那個會,這個集團那個集團,也出現了看似遠離政治僅由中國頂級富豪組成的這個會那個會,這個資本那個資本。有觀點認為,中國最大的腐敗不是官員腐敗,而是私有制,私有制本身就是腐敗。這種觀點一語中的。如果中國對于資本實施嚴厲的控制,官員的腐敗不會那么嚴重。因為僅僅憑借挪用公款、貪污公物是難以積累巨額資本的,也是比較容易治理的。而一旦允許私人資本發展,官員可以入股,官員就可以積累私人資本了。即使官員不入股,由于私人資本的利潤驅使,也會得到來自資本的巨額賄賂。私人資本如果發現了一個純收入10億甚或100億的一個市場(一個房地產項目即可凈賺50億),為了得到這個市場,從經濟“理性”看,它甚至愿意賄賂9億或90億。在這樣規模大范圍廣的賄賂之下,資本主宰經濟社會的力量越來越大,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越來越滋生,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主人翁作用被嚴重削弱。中國長期封建社會的歷史讓中國出現類似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可能性極大。

 

第三,所有制改革使得中國面臨更加危險的國際環境。中國生產力發展讓西方倍感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試用各種辦法讓中國自毀干城。在此過程中,如果讓有產者掌握了政治權力,要么它繼續保持中國資產階級早就表現出的軟弱性,要么與西方資產階級為爭奪國際市場、國際原料而發生戰爭。后一情況一旦發生,就不僅是在前者情況下廣大工人農民被作為雇傭奴隸飽受奴役,而且是數百萬人民數千萬人民生靈涂炭了。即使不發生戰爭,國際爭奪也會非常激烈,中國所占優勢并不明顯,甚至會因西方的團結而處于絕對的劣勢,而中國再一次面臨命運的選擇了。

 

政治上層建筑出現上述問題進一步表明,1978年后的中國所有制改革有一個度的問題。不承認這一點,新時代的所有制改革就不能明確正確的方向。

 

四、結 論

 

所有權是重要的,如果所有權不重要,圍繞所有權的制度安排,即一個國家的所有制就不重要了。從這個邏輯就可以發現,所有權不重要的觀點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能被真正接受的。所以,這種觀點在任何國家和一個國家的任何時期都只能被理解為一種惑眾的妖言。

 

任何所有制改革,不管是公有化還是私有化,都有一個度的問題。如果改革開放后的多種所有制并存是對之前的一大二公的一種逆向而動,那么,當我國的生產關系我國的上層建筑都面臨在改革開放前所不可想象的威脅時,新時代的所有制應該向哪里而動,不就非常清楚了嗎?這應該是回顧所有制改革所要解決的實踐問題。

 

注 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7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8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7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頁。

【5】 蕭詩美、肖超:《馬克思論所有權的自由本質和自我異化》,《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

 【6】 沃爾特·沙伊德爾:《不平等社會》,顏鵬飛、李酣、王今朝等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

 

【相關閱讀】

《王今朝:科學回顧所有制改革的意義和方法 ——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一》,昆侖策網:

http://www.loeogw.live/gcjy/jingjijinrong/2019-07-22/135281.html

 

(作者系武漢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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