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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蘇力:中國可否砍掉全國一半博士點和研究生規模?
點擊:  作者:朱蘇力    來源:《北京大學學報》  發布時間:2019-02-23 16: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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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在過去數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績,但也面臨越來越多的爭議。一種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質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應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點,壓縮研究生規模。本文作者認為,這種“一刀切”的解決方式看似痛快,實際上行不通。他認為中國教育一個最嚴肅的教訓就是“別折騰”。不能僅從教育本身,還要從社會角度來考慮研究生培養問題,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資源錯配:那些無意以學術為追求而希望借高學歷來實現升官、發財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卻爭著設碩博點的專業的增加,實際上對有志也有潛力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造成了無形的擠壓。這應該是解決問題的切入點。盡管本文發表于9年前,卻對理解今天的問題依然具有參考意義。

 

盡管“文革”前——當時還沒有建立學位制度——中國的少數著名高校就開始了研究生教育,但無疑,中國的研究生教育是在過去30年里,伴隨著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取得了巨大成就。僅就每年獲得學位的碩士和博士畢業生數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會出問題;而且問題還不老少。

 

其中一種比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評是,目前的中國研究生教育質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規模太大,學位授權單位和“點”太多。而對應措施,除了加大國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導師自身素質外,最主要是壓縮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學者建議:按照大學的功能定位,重新審查和規范學位授予點的資格;純教學型的普通大學,不允許招收研究生;教學與研究型大學,只招收碩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學,才能招收一定數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國至少應砍掉二分之一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這種看法在學界有一定代表性。

 

他的某些判斷和建議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關中國研究生教育質量的基本判斷,特別是其解決問題的思路——一種加強行政監管的思路。我認為,無論是分析、判斷中國研究生教育存在的問題,還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調整,都應當基于中國社會的語境以及中國研究生教育的未來發展趨勢,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個學科;盡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認為,調整和改革必須更多交給事實已存在的(廣義的)教育市場、受教育者和教育機構,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徹底整頓”。

 

質量有問題?

  

中國的研究生數量急劇增長了,特別是在1990年代以后;畢業生的平均質量也確實下降了。但這是否真的意味著中國研究生教育質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對中國社會很不利?質量下降和數量增加之間肯定有因果關系,但是什么樣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會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確定;許多答案甚至取決于定義。

 

從宏觀上看,一個社會的無論哪個層面的教育,一旦開始從精英選拔向更多人擴展,無論社會和個人(教師和學生雙方)做出何等努力,學生的平均教育質量都一定趨于下降。這個鐵律,與社會的教育投資、教學軟硬件和教學方法,以及學生的刻苦程度無關。

 

關鍵是,教育質量不僅僅取決于教育者,還取決于受教育者的潛質,甚至后者更為重要。雖然理論上說人人都可以通過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賦不同,通過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總是有限度;即使天賦相近,由于求學者的偏好不同,對未來職業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會影響他學習意愿和學習的自覺投入。教師和其他外部條件不決定一切。同樣面對孔子的循循善誘,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賢人;顏淵“欲罷不能”,而宰予卻大白天睡覺,乃至令孔子感嘆“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因此,雖自詡“誨人不倦”,孔子對那些思維不靈活的學生并不堅持這一原則;強調“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認為人的自然稟賦或學習能力是相同的。

 

假定任何社會全部人口中,顏淵類、宰予類以及介乎其間者比例大致穩定,那么隨著教育的從精英向大眾擴展,學生平均質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個學校或一位老師只招收一位學生,碰巧招到了愛因斯坦或顏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學平均質量就是任何其他學校或老師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學者都是潛在的愛因斯坦或顏回,教育擴大導致學生平均水平下降則是必然。事實上,所有國家的無論所有層次的教育一旦從精英開始走向大眾,是漸進地還是急劇地,其畢業生的平均質量都下降了。中國當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經歷這個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比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歷史發展更為迅速。

 

20年前,我聽到中國教育界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說,中國大學生平均水平比許多發達國家一點不差(隱含地是,還可能超過):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超過23%的中國,教育界人士就很少這么說了。這表明研究生平均質量與教育條件和導師有關,但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關系那么大;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質,即所謂“人才”。

 

數量增加,平均質量就下降。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嗎?也許用平均質量作為判斷標準本身有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因為教育界視野局促,對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斷標準應是社會效用的;據此,更有意義的標準,無論對教師、學校還是國家,應當是也從來都是其“培養”的少數頂尖人才的水平。我們不是根據宰予,而是根據顏回、曾參來評判孔子的。

 

若是關注頂尖人才,盡管缺乏經驗調查數據,我還是推斷,30年來中國培養的研究生的質量很可能在不斷提高,盡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問題就是,現有的盡管問題多多的研究生招生體制是否把有潛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現這個現象,那么問題就不是太大,因為這些人對于研究生教育質量和社會科技學術創新具有決定意義。而教育規模擴大有再多問題,也不至于排擠了這些有潛力并有意愿的求學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規模過小的條件下無法獲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獲得了這種教育,從而很可能是整個社會選拔培養的優秀人才絕對數量增加了;這就是教育規模擴大的收益之一。這不是說沒有人才遺漏;有,一定有,任何時代的任何篩選機制都不可能將天下人才盡收囊中。而教育條件總體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

 

20年前中國的研究生盡管個體潛質很好,但實際所受教育培養比較有限;當時有一些優秀導師,但數量很少,整體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經費嚴重不足,圖書資料陳舊,實驗條件缺乏,學術前沿的信息渠道不暢通,有些學科的學術自由寬松度也顯然不如今天。

 

當時的研究生畢業后是大多比較出色,但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養的成果,令人懷疑。我更傾向歸功于這些學生自身的學術潛質和意愿,加上改革開放之初社會各方面急需人才,學科急劇地恢復性擴展,他們得以早早進入了教學科研一線,迅速成為生力軍、開拓者甚至是領軍者。今天盡管由于學生多了,不愛學習、學不進去乃至混文憑的人在數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師關心學生不夠,甚至有些老師不負責任,但由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科技文化通訊都有了迅猛發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軟件條件都大大改善了,學生的外語能力更強了,互聯網使關注國內外學術前沿的人有了更寬更快的了解渠道,對于好學且能學的特別是有天分的人來說,我認為,研究生的培養環境還是改善了。

 

因為,如果學術潛質和偏好是天分,那么這些變量就不大可能因為有其他某些同學不愛學習而改變。而導師也并非決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圖都是誰指導的?我個人認為,完全可以期待規模擴大后的頂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過20年前頂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這批人還沒有獲得充分的機會展示其實力,部分因為中國科研學術人口的年齡結構——文革后最早進入高校科研機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壯年時期,占據著絕大多數最重要的學術科研位置。

 

上面說的主要還是一些有學術傳統的學科。

 

但一定不要忘記,在過去30年里,已經出現了許多新興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工程科學和社會科學)。當年的無線電系哪兒去了?電機系又哪兒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專業出現了。即使一些系或專業名字沒變,但知識體系也發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變化。例如,計算機系;例如經濟系的基礎理論就不再是勞動價值論而是價格理論。評價中國研究生教育,我們必須把學科發展和分工因素考慮進去。

 

說這個因素,是因為這會對頂尖人才在不同學科中的配置產生重要影響,導致某些學科中頂尖研究生數量和平均質量下降。20多年前,中國的頂尖文科學生大多進入了文史哲,理科則大多進入了數理化,這些學科產生了“一時間多少豪杰”的現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學生更多選擇了經濟、法學、管理和金融,理科學生更多選擇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種工程。很自然,有些學科中培養的頂尖研究生數量會少一些,甚至有些學科“門庭冷落車馬稀”,勉強保持招生數量導致平均質量下降了。但從社會角度來看,這表明學科不可避免的消長更替,實際上是頂尖人才在不同學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學科的全面和協調發展,有利于新學科的創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協調和全面發展。評價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變動,應當從社會總體收益上看,從各學科的邊際收益比較上看,而決不能固守本學科。

 

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養質量不能局促于本學科甚至教育圈。而堅持這一眼光更進一步,我們還會發現,由于近年來中國的社會發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對許多人來說,幾乎是一種社會福利或準福利了。我個人并不贊同把高等教育視為社會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問題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會上有許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視為一種類似福利、要求國家和社會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東西,因此,過去10年來社會對研究生教育有一種逐漸增長的消費需求,而不論消費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適合從事科研和教學。

 

在此我不討論這種消費需求對不對,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認其中有不理性的、機會主義的成分。但問題是面對這種需求,教育能怎么辦?若有人感覺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機會,因此希望并強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從事研究教學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傳統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理念,不管自己有無能力從事科研和教學,還是希望讀研,拿個文憑留在手中;還有人為了便利自己在官場或學界晉升,想有個研究生文憑。怎么辦?這種需求并非少數。

 

教育是否有某種義務滿足這種需求?我說沒有;按照傳統教育定義和我們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應當,甚至感到討厭。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目前的研究生篩選機制根本無法有效甄別各類考生。怎么辦?換用其他機制又很容易引發社會對公正的猜疑。這種社會需求和種種相關的社會心態事實上都在塑造著中國的研究生教育。而且,這些需求真的一點合理性、一點點社會效用都沒有嗎?教育真的不應有而且真沒有滿足諸多個體這種小小的個人幸福(包括虛榮心)的社會功能嗎?

 

我完全同意,教育界應當以培養更多高質量學生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斷一個教育體制、一個學校或一位老師的優劣。但對于社會來說,這個標準是不夠的或如今不夠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會主要不應采取這個標準,標準應當是教育對于整個社會的福利。對社會來說,教育的意義總體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數量的問題?

  

研究生教育擴張,從社會角度來看,有收益,但也要堅持從這個角度,考察這個收益的成本或代價。不能“一好遮百丑”。

 

最明顯的問題是,由于相當數量不打算也沒能力從事科研教學工作的人進入了研究生群體,這使資源本來就緊缺的高校和教師無法集中資源培養真正有能力、有潛力而且有意愿從事教學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對于中國研究生教育和科教興國具有決定性和指標意義的頂尖人才培養。

 

這是我最擔心的。

 

還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學科(特別是一些廣義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沒有標準,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學術資質的官員、商人或其他人士讀研、讀博士,成了變相的買賣文憑,敗壞了學風,敗壞了教育。目前有關研究生教育的批評意見,大多集中在這兩方面。我都同意。

 

但從社會角度來看,問題更大,更多。問題之一是社會資源浪費。研究生數量劇增,不打算或沒能力從事科研教學工作的人進入了研究生群體,他們耗費數年時間學習自己不感興趣或強迫自己感興趣或是偽裝感興趣的知識或技能,加上他們為考研支付的時間和精力(有的連考多年),這是相當大的社會成本;不僅他們本人或家庭為此支付了時間、精力和金錢,還有社會失去的他們若就業可能創造的財富。目前還有相當數量研究生是公費的,這意味著納稅人(部分)支付著他們的學習費用;即使是全自費,從社會角度看,也同樣耗費社會資源。在中國這樣一個還不能算很富裕的社會,這種耗費值得痛心。

 

但人們更經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擴張對教育功能的另一種傷害,并因此是另一種社會資源浪費。這需要我們理解研究生特別是學位制度的一個重要社會功能——信息功能。如果僅僅是為學習知識,哪怕是考慮規模效益,也未必需要辦大學、辦研究生院,設立各種學位。大學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學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會功用。功用之一是節省勞動力市場的交易費用;特別是隨著社會人際關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勞動力產品標準化,而大學、研究生教育以及學位制度本可以向勞動力市場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節省市場上選擇人才的成本。

 

用人單位可以借助學歷和學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職者的基本資質,縮小自己的篩選范圍;求職者同樣可以根據用人單位的要求而節省費用。研究生教育數量劇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別是研究生知識和能力嚴重參差不齊,研究生和相應的學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喪失了。這種狀況如今在中國和國際上都已出現。至少在某些行當,如今用人單位不再簡單看學位,還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個學校,看重研究生畢業于哪個學校、哪個學院、哪個專業甚至哪位導師;許多人曾經迷信“海龜”,如今對“海龜”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樣。當喪失或部分喪失了這種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學位和學歷對社會就意義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對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滿足的符號。

 

這其中受傷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實學并愿意從事科研學術研究的畢業生,因為社會很難根據其學歷和學位判斷他或她的實力。生活中伯樂總是少的。有實力的研究生必須同實力明顯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競爭本來對他/她更為合適的工作職位,他/她的就業變得更難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學職位。

 

當眾多求職者都有碩士或博士學位之際,這些學位對社會就沒有什么意義了,用人單位就不得不對每個求職者的資質重新嚴加審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義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標識來獲得相關信息,就業市場會出現一些新的標準,表現為一些隱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視。還有一個損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專業多少年積累起來的學術無形資產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賣了。

 

這種狀況也傷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費者。物以稀為貴。當標準降低,很多人都能達標,只要有意愿或有錢或當了官就可以上,當然還會有人考研,但人們從考上和畢業中獲得滿足會大大降低。

 

說的是研究生本人作為親歷者從中獲得的固有滿足感,而不是從社會對研究生的贊美評價中獲得那種滿足感。同樣考試滿分,在沒有伴隨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個人憑真才實學,一個人請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才有驕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許會慶幸,卻沒有驕傲和自豪。人可以騙社會和他人,卻騙不了自己。近年中國研究生消費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許部分反映了這個問題。

 

還可能有一種潛在的長遠傷害,對中國的傷害。這就是中國民眾可能產生了一種普遍的錯覺:即所謂“土鱉”不如“海龜”。這對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整個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進一步,這會造成某些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轉向西方教育,求取滿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費需求,國內大量財富會向國外流,進而造成中國高校教育資源進一步緊缺,需要國家,實際是納稅人,加大教育投資。

 

這種情況其實目前已經有了,還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費了數十萬人民幣到某個西方國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學讀一年研究生學位,其知識含量并不比中國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專業研究生教育的知識含量更高。

 

再進一步,過度擴張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導致中國教育在國際上缺乏足夠的品牌效應,甚至摧毀中國高等教育已有的無形資產。這會非常不利于中國在國際上增強其科教文化的軟實力。如果中國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為某種品牌產品和放心產品,即一聽說畢業于北大或清華,各國科教機構都爭著要——還不限于從事與中國有關的教學研究,如果世界各國還沒有如今中國人對哈佛、普林斯頓、劍橋、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種迷信甚至迷戀(這都是有的),那么中國在這一方面的軟實力就不夠。中國的軟實力不可能僅僅靠多辦一些孔子學院來有效增加。

 

在當代中國,盡管社會轉型已經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卻未必為這些看來本不該進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們愿意接受的足夠的工作機會。他們選擇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們的選擇對自己也許就是最好的。若這一點成立,那么,可以說,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畢業生的隱性失業;當然,鑒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也可以說,研究生教育擴張是一種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儲備。這一推論有一定根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就引發了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難,而作為對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種方式擴招了一些研究生,還通過對某些職業導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費來降低研究生教育的個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證。

 

我還說了,一些沒有從事科研學術的潛力和意愿的人進入了研究生教育;這個命題至少隱含了兩個可質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關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進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應當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夠干什么。這個假定不現實。除少數天才為自己的強烈偏好驅動外,大多數人并不確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沒有穩定的職業偏好。職業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漸自我發現的,部分也是社會塑造的產物。我個人就有這樣的經歷。現代社會應當創造更大的空間,讓更多人在社會生活(包括在學校)中不斷自我發現和自我調整,允許他們在職業選擇犯一些“錯誤”。這不就是我們渴望創造的個人自由要素之一嗎?并因此也是一種社會福利?

 

其中的另一錯誤假定則是有關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預先精確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會成本和收益,據此確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規模,并只選擇或更多選擇那些將從事科教工作的人進入研究生教育;否則就是研究生教育資源的浪費。這個假定同樣錯誤。從教育的實際狀況來看,有時浪費是必須的,是效率的保證,并在這個意義上是有效率的。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國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會收益的整體價格的一部分。

  

砍掉一點?中國教育一個

最嚴肅的教訓就是“別折騰”

  

對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問題并非其平均質量下降了還是提高了,因此應予以簡單肯定還是否定,不是應批評多一點還是應贊揚多一點。對這些問題,人們可以任意評說。有意義的問題是我們當初能否以更低的價格獲得同樣的收益,或以同樣的價格獲得更大的收益——我認為從理論上看本來是可能的。但現在問題已經在這里了,還為撒了的牛奶哭泣沒有必要,也沒收益,再嚴厲的批評都是無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問題則是如何改善。對于行動者來說,最有意義的問題是如何從這里前行。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根本反對上述學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點、壓縮研究生數量。我就從他的建議開刀。因為他的這一思路為學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這個問題之前,我也大致傾向這一主張;也因為這個建議大刀闊斧,痛快淋漓,不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見影,就看領導有沒有決心。但我的分析結論是,劉先生的建議看似可欲,實不可欲,也行不通。

 

不可欲,因為后果很糟,甚至會出人命。這絕非夸張。不說對北大清華這樣的著名高校的博士點——其實也并非都強——誰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來剛剛獲得甚至勉強獲得博士點的地方院校,也很難砍掉。

 

這里有一個棘輪效應,或行為經濟學上的稟賦效應,你給了人家的東西,很難拿回來了。某校可能是經過了十多年甚至更長久的努力,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時間金錢,好不容易才獲得一個博士點,或是增設了一個點,現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飯碗,人家會束手待斃嗎?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帶貶義)了。為申報博士點引進的教師;已經或期待獲得博導頭銜的老師;在讀的和備考的博士生;若這個點是在任領導努力獲得的,就涉及在任領導的政績;若是前任領導努力獲得的,則還要加上對前任領導的評價;甚至有關一個學校的生死存亡。結果會師資流失,當地民眾和輿論的議論,當地黨政領導的干預,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對暗地默許和支持學生上街游行抗議。

 

而請注意,該學者建議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點,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點,這意味著全國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個城市大致有兩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點,這意味著要準備有60—90個甚至更多城市出現突發事件。誰敢動這個奶酪?教育部敢嗎?

 

但我的這些設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較真了,因為事情根本走不到這一步。即使要做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專家評審。但專家下得了手嗎?即使學術標準最嚴格的專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這類問題上都是,甚至應當是,“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想想“批評從嚴,處理從寬”的政策。我這不是批評專家學者言行不一,而這是孔夫子留給中國知識分子的“君子遠庖廚”的原則。而且,評審是集體行動,人們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別人當惡人;就算有個別鐵面無私學術至上的專家,也不頂事。更何況我懷疑有沒有這樣行動而不是言辭的鐵肩擔道義的專家。

 

并不全是推論,我也有這種經驗。我參加過法學學科的評審,見過評審專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約在10多年前起,當時全國只有200個法學本科專業之際,在所有相關會議上,我都聽見主要高校法學院校長建議教育部組織評審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學本科專業。但評審的結果是——全國如今有630多個法學本科專業了。評審意見中,最嚴厲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點會有例外嗎?

 

因此,這個“砍點”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會、學界或上級壓力下啟動了,也行之不遠。“出師未捷身先死”,就死在這些主張“出師”的專家學者手中。

 

最多砍兩三個點,做做樣子。而大多數點會因此繼續,而且經過評審后,這些點的正當性更強了。

 

這其實不是全部的麻煩。別說真砍點,即使對博士點來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檢查,也可以預料,對許多學校也近乎災難。相關學校和博士點會有大量動作,規定的和自選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費資金人力無數,而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應當用在教學科研上的,高校的資金會進一步緊張。最后結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謀,你好我好大家好。會是這樣嗎?我相信必定是這樣。

 

想想前幾年的全國高校教學評估中的一些情況。

 

這是整頓嗎?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學質量嗎?這是折騰。“徹底整頓”則是大折騰。而建國以來,我們總結的一個最嚴肅的教訓就是“別折騰”。

 

“砍點”的建議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才剛剛開始。我們應當想一想,為什么這個不可思議的建議會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師心中獲得更多共鳴,會被《南方周末》當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議?

 

這反映了在中國高校和媒體中,包括在許多一直強調解放思想、反對教育管理過度行政化的學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標榜自己有改革意識的媒體,其實骨子里有強烈的計劃經濟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節。

 

一遇到問題,他們不是從市場找出路,不是仔細分析內里的復雜因果關系,而是一拍腦袋,然后全力勸說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甚至政府來大動作。這其實是中國教育,不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個大問題。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問題就與教育行政管理有關。這不全是批評,我知道這是歷史,也尊重歷史。問題是當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條件都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卻還試圖走老路,走回頭路,這就不太對頭了。

 

這里還有另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問題。許多學者和教育家憂國憂民,有學術責任感,這很好。但還要問的是,什么環境塑造了他們以這種方式憂國憂民?會不會其地位和位置令他們有一種偏見?注意,憂國憂民和學術責任感并不自動消除偏見和盲點,有時甚至會強化某種偏見。我認為有。最重要的是,這種“砍點”一般不會落在自己學校,自己學院,自己頭上,甚至不用自己去執行——波斯納法官說過,若是讓法官親自執行,他判死刑就會更慎重。這個建議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種“飽漢不知餓漢饑”、“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態度,盡管看起來超然。

 

我訪問過一些邊遠省份的大學,那里的條件確實很弱,師資極為困難,不但難以引進,甚至留不住人;許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個博士點,在一定程度上就為了培養和吸引師資,也希望從當地或中央政府多獲得一些教育資源。這些校長院長想獲得博士點也許有個人的政績追求,但這不是全部;他們也想盡可能為本校師生和當地人民謀求些利益,做些實事。一位只關心個人政績的領導當然很壞,但一位連個人政績完全無動于衷的校長院長有可能關心學校的發展和師生的利益嗎?

 

我們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漢的著名高校的學者也許會認為,這些學校的水平太低了,他們根本不應把精力放在爭取博士點上,應當放在教學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當地教學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決于有沒有博士點,我們該怎么辦?

 

想想30年前,中國設立碩士、博士點之際,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臨下指責:“你們中國居然還想設博士點?”應當有一種社會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從教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太堅持原則的人常常因為他沒有或不愿換位思考。

  

來點實在且可行的

  

反對訴諸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以“徹底整頓”的方式來壓縮研究生教育的規模,不意味我主張維護現狀,或拒絕教育行政部門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說,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已經過了宏圖大志,大刀闊斧的創業時期,需要更為精細審慎的雕刻和打磨。

 

我在這里提出三項具體措施。具體并不意味著就事論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從具體中展示一種思路,反映我對中國研究生教育更重大問題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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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明令禁止各高校從非科研學術機構招收在職博士生。

 

有關的弊端已經有很多分析討論,我只簡單再說幾句。這樣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遺漏。因為只要不在科研教學結構,在職博士生,無論在官場還是在商場,都不大可能有足夠時間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學術問題,招收這類在職博士生從一開始就注定沒有什么從事學術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認其中某些人對學術科研有一定興趣,但這種偏好不必須在博士學習中滿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過繼續教育來提高。博士教育既非業余愛好也非繼續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棄現有工作來攻讀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學術偏好還不夠強,上或不上博士對他的滿足都增減不大,也就不大可能過多損害他的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職博士生往往是官員,通常高校對他們都降低了招生標準。但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學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報的,被招博的官員也可能給予回報,無論是對學校還是對導師。這既會導致招收官員讀博的學校或導師獲得額外的利益,更多高校會就此展開競爭,對全國高校的教學科研造成重大損害;也會導致這些官員運用手中權力不公平地分配資源,其實是以權謀私。

 

此外,博士招生名額目前是稀缺資源,在職官員占有了,在學術上可能排擠一些更有實力和能力的學術競爭者;到官場上或某些職場上,則可能排擠一些實際工作能力更強但沒有博士學位的競爭者。這同時不利于中國的學術和中國的政治。

 

解決這個問題也不很難。招官員讀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貼錢讓官員或商人讀數學或物理學博士,他也不會讀。這類院系事實上常常是博士名額招不滿。只是許多學校為完成招博任務,便于向社會和主管部門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額減少,便把這些空額轉到一些所謂“好招生的”專業,那些學科知識不系統、不嚴謹、考試標準很容易放松的專業。據我所知,有的大學一個不大的學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額超過150人,超過或接近該學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數。

 

可以想見(或不能想見),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會如何,而在職博士生往往進入的就是這類學院和學科。這種情況在一些高校已持續多年,也是這些學科研究生水平難以提高甚至學術聲譽逐年下降的主要癥結。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會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會后果。

 

(2)第二,除非是專門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在那些主要靠個人天賦、無法有效積累和傳授知識和技能的行當,不設研究生學位,或讓市場逐漸將之淘汰。

 

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反對在影視表演、戲劇表演、相聲小品表演、繪畫書法以及諸多體育運動項目設立研究生學位,無論是碩士還是博士;盡管可以在這些行當設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來,已有不少學校設立了這些學位,甚至開設研究生班,我認為就學位制度而言,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并非輕視這些行當,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為尊重。因為在這些行當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識傳授或學術研究;研究生教育對這類人才成長基本沒什么實際助益。

 

這也并非否認這些行當有知識和技能,我只是說,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非常不同,這些行當所需要的往往是“無言的”或“默會的”知識,既很難通過訓練來提高,也無法有效積累和傳遞。這些特點在藝術圈內非常典型:杰出藝術家的發生幾乎是橫空出世或旱地拔蔥;即使從時間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實前人與后人之間基本沒有什么關系。

 

說句刻薄但真實的話,在這些行當中,往往是最沒有希望成為頂尖的人才會努力爭取學位。

 

肯定有人痛恨我的這一分析,堅持認為廣義的“藝術”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對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師徒制,并且曾出現過代代相傳的輝煌。看似代代相傳的現象確實存在,但問題是,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傳呢?藝術中師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識和技能的有效傳授和累積,而是師傅借此發現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師傅的行界聲譽為后輩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輝映,師傅也會因此獲益。

 

趙本山有什么師傅?拜趙本山為師的人又有誰——至少就目前而言——達到了趙本山的水平甚至當年趙本山的水平。這也不是師傅不用心或學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對孫女不用心;梅蘭芳也不大可能對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藝術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嗎?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蘭芳相比嗎?廣義的藝術界,子女承父母業不算少,極少有人達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說超過了。如果看透了這一點,在廣義的藝術(不是藝術史或藝術學理論之類的,這些其實并不是藝術)行當中開展即使是師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沒什么意義了。

 

另一種反對意見是,即使不能培養藝術大師,不會大大改善學生的職業表現,但些許提高也好呀——社會不僅僅需要大師,也需要一些“中師”或“小師”。這種觀點仍然不理解藝術的特點,不理解藝術的社會需求特點。

 

藝術大致是“武無第二”,是“一招鮮吃遍天”。極小的差別,有時甚至完全是個人特點,就決定了巨大的社會需求差異。

 

你很難說葛優比另一位優秀演員強在何處,但到了市場上葛優的電影票房上億,而另一位從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遜色的演員可能就幾百萬甚至沒有票房。藝術需求的規律是很難接受替代。差一點就是差,只有最好,沒有次好,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馬太效應在藝術圈內非常顯著,而現代媒體的發展使這種情況更嚴重了——邁克爾。杰克遜一個人就幾乎占據了全世界的同類演出的市場。在當代,以培養“中師”或“小師”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沒什么實在的意義。

 

(3)第三,應逐步放開對職業導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實際并非學術導向的所謂學術研究生、主要是碩士生的收費。

 

中國近年來研究生數量激增和始終旺盛的社會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場缺乏有效的價格調節機制,無法協調供求。雖然一些學校的EMBA教育收費管制已經放松,但對其他一些職業導向的專業碩士學位收費還管的比較緊。2009年,為防止就業難,教育部推出了針對法學本科畢業生的法律碩士項目(有學生稱其為“法騾”項目,因其混合了法學碩士和法律碩士的特點),并且全國一刀切,把價格限定很低。這其實不利于這個市場的發展,也不利于產生這類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優秀的畢業生。中國各高校的教育水平顯然有差別,不僅在品牌上,而且教學方式、教學內容也有差別,可調動的資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學校對這類項目有比較長遠的打算,希望創設品牌。

 

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出于所謂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亂了各高校的規劃;事實上是迫使各個高校放棄自我創新發展,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規劃和追求。

 

此外,至少有些職業導向或名為學術導向的研究生畢業后會有較高的收入,而當限制價格之際,他們為教育支付的貨幣費用不足以購買他們實際獲得的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他們至少花費了部分納稅人的錢來追求自己獲利頗豐的職業。這種狀況對于那些職業回報不高的但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專業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國各個學科的全面協調發展。在理科中,學計算機專業的研究生數量多,職業導向明確,市場需求較大,絕大多數學生畢業后其實都不從事教學科研,收入頗豐;而學數學的人較少,但國家需要,預期回報偏低;對這兩類學生若不根據市場和社會需要作出學費調整,對整個社會不利,對這兩類學生也不公平。

 

但這不可能靠教育部來管,因為即使同一專業,各大學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權給高校,放權給高校就是放權給市場。不要總是擔心市場會出問題,市場不理性。其實市場一定會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來,只追逐貨幣收益的學校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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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議并非是頭痛醫頭的對癥下藥,這些建議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導,而更信任中國研究生教育長期發展和實際存在的市場。許多學者都批評教育的產業化和市場化,我理解他們批評的實際是變相的買賣文憑,大肆辦班掙錢這類對于大學來說近乎飲鴆止渴或殺雞取卵的行為。這不是市場化,而是市場化不夠的表現。而且不要以為不講市場化就沒有教育市場了。教育市場一直都隱性存在的,也一直影響著人們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

 

想一想1977年恢復高考時,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學生更多選擇了中文、哲學和歷史,其次是經濟,卻很少有人選擇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對文學歷史哲學特別愛好,而是因為即使在文革期間這三個學科的某些知識也似乎比其他學科的知識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實際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學生的專業選擇。而到80年代中期,盡管還沒有提市場經濟,文學就失去轟動效應,經濟、法律、管理、金融等專業就開始大行其道了,盡管這時大學生就業仍然是國家包分配。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教育的市場,需求和供給問題也沒消失。

 

據此,中國的研究生教育質量的提升,數量的增減,就必須放在社會需求的大背景下綜合考察。上面三個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就考慮了當下和未來中國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斷有偏頗,也并非出自我個人的好惡。在這三個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即使不采取積極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計,在這三個方面都會向我建議的方向變化。就總體和長遠而言,中國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會穩定下來,甚至可能下降。

 

在目前一浪高過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這個預言看起來很不現實。但我堅持這個預測。必須看到過去30年里,特別是過去15年來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國社會文化、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環境和政策引發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員的選拔上,在各個行業的職稱晉升制度中,都強調了學歷,由此引發了不僅是一大批政府官員考研和在職讀研,事實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領導和教師考研和在職讀研。

 

作為一個普遍社會現象,追求高學位,其中難買有官員以權謀私的現象和因素,但更有傳統中國社會關于教育和職業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其影響下,幾乎每個家庭只要可能都會敦促孩子追求高學歷。一系列特定的時代因素也夾雜進來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認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機會的父母對孩子有特別高的學位期待;市場經濟社會引發的激烈就業競爭;不少女大學生試圖用更高的學歷克服就業市場上的性別歧視;高校對師資的需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中國的經濟和教育調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體因素,共同創造了日益增長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場需求,持續了將近30年。

 

是,將近30年;因為近年來這個需求勢頭實際上已經弱化。首先是市場,然后是社會和輿論都開始改變那種一味追逐高學歷的社會氛圍。轉折點或許已經出現。最重要的標識是,盡管近年來考研的考錄比列下降——這標志著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給增加了,但這個本應刺激研究生消費的價格信息并沒有導致隨后幾年考研人數的增加。事實上自2006年以來考研人數就穩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教育部為保大學畢業生就業采取了某些應對政策,這個態勢完全有可能持續下去。

 

事實上,經過十多年的的擴張,原先沒有學位但希望獲得學位的人,無論是在政界還是科教學術界,大都已經獲得了學位。更年輕的一代的官員,特別是是年輕一代高校教師,許多在進入職業前都已獲得了碩士、博士或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在職學習這塊需求已經大大減弱了。

 

社會風氣也已開始了某些變化。2004年7月,中組部、人事部、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向黨中央上報并聯合印發了《關于干部學歷、學位檢查清理工作的報告》,提出了進一步加強和規范干部學歷、學位管理工作的具體意見。在干部晉升上,學歷的意義比之前降低了。國務院發改委主任張平的中專學歷,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的大專學歷,已經受到媒體的關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過度的贊揚。受關注和贊揚表明還很罕見,但這有可能是一個風向標,意味著在各行各業,學歷都不再是決定性的,人們更關注實力了。

 

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著研究生教育的市場需求。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職業的發展,就業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們對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趨向有更多的自覺,對研究生教育的機會成本和實際意義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學、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會評價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傳統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許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強求子女獲得高學歷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輕易接受父輩這類期待和要求了。簡而言之,社會對研究生學位的需求日益務實了。

 

這一點在藝術研究生教育市場上最為明顯。

 

盡管不少高校先后設立了藝術類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場號召力的藝術人才很少進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沒進過高校,例如葛優),進入的對學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沒它不少”——學歷和學位并不有助于其事業或實質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費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時間和精力。也有躋身藝術界的人士試圖通過研究生學歷或學位來改善自己的事業,但消費者對此是不買賬的。

 

誰關心邁克爾·杰克遜或麥當娜的學歷?

 

10年前不少人議論甚至譴責鞏俐想讀北大社會學系的在職碩士,鞏俐放棄了,事業和成就毫無影響。未成明星的演員,即使獲得了較高學歷,大多是在藝術院校任教或“兩棲”。研究生學位和學歷對他們其實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一個例子是90年代初設立的書法博士。

 

據報道,就讀者大部分為專業從事書法教學的大學教師,此外還有些日韓留學生。最重要的是,這篇報道的題目是“書法博士孤獨守望傳統藝術”。我非常尊重這些孤獨的藝術人士;但我們所有人都擺脫不了市場,而市場正減少這類研究生的需求。

 

可預期的中國勞動力數量的減少會進一步弱化就業競爭,進而弱化對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個最大的變量是中國的人口構成,幾十年來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經造成全國的特別是城市地區的小學、中學生數量銳減;這個人口現象必定會影響中國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從供給的一面來看,全國主要高校的教師也發生了變化,他們更專業化了,不再期望有許多人對自己的專業知識有很高的興趣。真正的哲學家或數學家什么時候關心過社會是否關注自己呢?

 

關注自己有多少學生呢?學術職業化和高校教師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輕一代教師更重視學術的傳統和尊嚴,對研究生的潛質更為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從關注招收研究生的數量轉向了關注質量。如果這一代學人形成并確立了這一傳統,可以預見,這會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壓縮或穩定研究生數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質量。

 

因此,我判斷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已經進入或即將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也可能是一個轉型期,至少為轉型準備了一些條件。教育市場的供求關系將主導中國的研究生教育的數量和質量。在當前這種情勢下,政府主管部門采取某些穩妥的措施,不僅適時,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場也會自我調整。

 

但中國的研究生教育還會有另一個重要發展機會。這就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發展,文化影響力的增加,外國來中國留學的研究生數量可能會急劇增加。這種狀況在許多發達國家就出現過,至今仍在延續。美國至今吸納著大批中國、印度等其他經濟相對落后國家的留學生;在歐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這種情況。事實上,德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產出第二大國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對外國留學生敞開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門,盡管這個門太大了點。如果這一點為真,中國未來的研究生教育也許會在這方面有新的發展。

 

但所有這都只是預測。成事在天,我們只能謀事,也應當謀事。

 

(作者系中共黨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轉自“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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